这几天，网上到处评论着《浙商理财二十二条军规》，实际上此军规早已流传，作为浙商的一员笔者认为有些条规实际上有点牵强附会；浙商也并非如此神话，但浙商一个资源小省能成为经济强省，通过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能成为中国第一商帮，不得不说是个奇迹。我们在热议《浙商理财二十二条军规》的同时，需要深刻认识成功的背后根源是什么？是浙商文化。 浙商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的商人文化，是市场经济催导下的人文文化现象。它是浙商所创造的并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浙商在工商农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重利尚义的价值观念，个人自主的文化观念，以小搏大的务实精神，务实拼搏的人生态度，和气生财的处世态度，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富而思进的责任意识是浙商文化的主要内涵。浙商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文化的有效结合，推动了中国企业与农民寻找新经济模式的新思路。 一、浙商文化把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效结合 从历史学上看，文化首先是该民族对传统文化长期选择的结果。“在一个社会整体中，在它的全部活动中，文化传统可被看作对先人的持续选择和重新选择。这种文化选择就是将不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因素剔除出去，而将那些优秀的积极因素保留下来和吸收进来。浙商文化是浙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和发展。 1、浙商重利尚义的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影响着商人的经商行为。商人经商的信条也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重信”“不欺”、“克勤克俭”等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由儒佛道三家互补构成，而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影响甚大。儒家的价值核心就是重义轻利，即以“义”为其价值取向的主导尺度，高度弘扬道义，提升人的尊严，在义利取舍之间，主张怀义而去利。浙江商人虽然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对传统社会的主体价值观采取了非全盘接受的扬弃态度。一方面，对儒家的“重义”观点采取认同的态度，将伦理道德规范引入市场领域，用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诚信经商，缘义取利，以之建立商品经济的道德基础。而且在经商致富之后，更富而仁，承担对家族、家乡和社会的伦理义务，奉献爱心。另一方面，对儒家“轻利”的一面加以改造，冲破了儒家的言义不言利的藩篱，树立适应商品经济的观念，勇敢追逐商业利益，形成了重利尚义的价值观。他们大量转换儒家的某些观念，运用于商业实践，在实践中，造就了驾驭市场的高超本领，提炼出一套精湛的经营之道。如预测市场，掌握市场动态；诚信不欺等，这些都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 2、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提升 浙商文化的核心是人。它首先表现为企业家本人的文化素质及其领导下的企业文化。浙商在经营自己的企业时，建立了“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义利并重、工商皆本”重商文化观念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浙商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这突出表现在各企业创建了各自独特的企业文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浙商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承受力和亲和力，在商场上迸发出惊人的精神潜能，就是因为他们普遍重视用企业文化凝聚职工，形成团队力量。他们把家族资本和传统文化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从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来看，儒家的思想学说、道德观念对浙商的企业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家族管理是浙江企业经营的一大特色。独特的家族企业经营方式，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学说融入企业经营模式和经营管理中去，弘扬了儒家思想的优良传统。他们讲究德行，在商场上重信誉，守信用，以诚待人。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辅相成的道理，能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他们把儒学中的“家文化”理念引进到企业管理中，让企业这个“大家”和职工这个“小家”融合在一起，让企业“大家”成为职工“小家”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主要来源。体现了对人的关怀与尊重。很多浙商重视感情投资，创造条件尽量满足职工的需求，努力搞好职工福利，许多企业建有职工家庭档案，每逢生日，职工便会收到一份温馨的礼物。职工家里遇困难，企业领导会登门造访，帮助解决困难。“家文化”带给职工的不仅是缕缕温情，还向职工传递一个信息：你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里。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使企业中所有的成员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念激励和诱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总之，浙商十分重视人性化的管理，坚持以人为本，许多浙商还提出了事业留人、制度留人、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的口号，并将之切实落到企业的生产管理和平时员工的生活中去，从而形成了追本溯源的企业文化合力。 此外，浙商在他乡发展，特重人伦价值，讲血缘、地缘，树立“隆帮”精神，凭着自身的团结，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求得共同生存和发展，也使中华传统文化群体本位得以发扬光大。 二、浙商文化孕育了当代企业家群体 一定地域内的人文传统，对于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企业家群体品格的锻造，经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而浙商文化是缔造企业家的文化土壤和孕育企业家群体的温床。 企业家源于商人和老板。重商的价值观念和个人自主的文化观念是浙商文化的一大特色，恰恰孕育了浙江规模庞大的商人群体和一大批企业老板。著名学者贾春峰如是说：重商的文化传统对于浙江人民善于经营、开拓市场、有效地进行商贸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造就了一种世代相传的商业智慧和商业技巧。2P125-126时至今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商品经济实践检验和印证，浙江人的重商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做生意、当老板、开公司、办企业，这些财富之梦和人生之梦，对于浙江人来说，太司空见惯了，许多浙江人正在追求着、正在实践着。由于对商业交易活动有着特殊的偏好，他们从黄土地上，从政府机关、新闻媒体、学校等事业单位出来下海做生意，自己当老板。正是浙江人这种特有的重商的价值观念，孕育了浙江规模庞大的民营经济主体和队伍庞大的商人群体。企业观察家杨轶清如此评价：“浙商的厉害，主要不是叱咤风云的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浙商是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军团，人数之多，比例之高，分布之广，行业之宽，都在全国首屈一指。浙商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行业最宽，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浙江庞大的商人群体的形成，是企业家群体产生的重要基础。 “十亿人民九亿商”。这是前些年人们的一个顺口溜。它是说明改革开放后经商人数之多。而商人、老板、企业家是不同的概念。商人、老板和企业家虽然都是经济领域各行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但并非所有的商人、老板都是企业家，都能成为或可称为企业家。如1914年3月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则》规定，从事商业各行业资本在50元以上的都称为商人。4而企业家则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格化的代表。企业家是专家，拥有高素质，能在新形势下运筹帷幄，出将入相，能在企业活动中叱咤风云，解决好企业的改革、创新和应变的关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温州商人吴志泽说：“只追求企业利润的是老板，既追求利润又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可称之为企业家。” 而浙江商人中大多数不仅是老板，而且又是企业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在谈论浙江商人时说：“我嗅到了典型企业家的味儿。”6他认为，经历了原始积累后的浙江企业家，已不再受短期利益的诱惑。浙江企业家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已越来越浓。现在他们非常注重长远发展，通过实施长远战略占据市场，同时关心和投身公共事业，浙商身上反映出的是典型的企业家精神。而这种企业家精神的产生，离不开浙商文化的滋润和浇灌。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浙商文化的土壤中，孕育了一大批现代的浙江企业家群体。他们中有土生土长的农民企业家，也有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国企掌门人，有现代“儒商”和“资本玩家”，还有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型的企业家。虽然浙商文化在一个个具体的“老总”身上如豹斑一样若隐若现，但是在整体上，在根源里，正是由于诸人文要素的有力支撑，使这方绝非广袤的土地才崛起了让人惊叹的一代企业家群体。 三、浙商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法国学者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分析，构成人的观念、立场、意识形态等更为稳固的精神层面是非常广阔非常深厚的一层，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形态。揭示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力。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也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生产力中的决定要素，而文化正是通过对人的熏陶、影响和塑造，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文化中的理想信念、价值标准、道德风尚、行为规范等，长期地潜移默化地调节、规范、支配着人的行为，调节着社会关系，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适应经济发展的文化能激发起经济主体巨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产生空前的创造力，推动经济迅猛发展。浙商文化作为一种区域经济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推动力的作用。正是浙商文化基因中那些符合市场经济特征的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 1、务实精神铸就了浙江富有特色的产业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发展迅猛。在这一过程中，浙江的民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日益成为浙江经济的主力军，也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但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个体的“小”与总量的“大”之间的矛盾。个体“小”体现在：第一，浙江民营企业规模小，平均规模要比全国平均水平小25%，规模上百亿的企业屈指可数；第二，浙江民营企业产品“小”，都是一些小商品，一只手就可以拿得走的小东西，如义乌的小商品、温州的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第三，浙江民营企业产业层次低，大多从事传统产业，很少介入高新技术产业，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第四，浙江民营企业的组织形式落后，大多是家族制企业，离现代企业制度似乎有很大的距离；第五，浙江民营企业的掌门人大多是农民企业家，被誉为“草根企业家”，他们学历层次低，无资本、技术、知识和市场的优势，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但浙江的民营企业就是以这些小得让人忽视甚至让人瞧不起的商品，撑起了一个个的大市场，甚至是全国第一、全球第一的市场；就是在这些低层次的产业中，建成了很多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专业工厂；就是以这种“落后”的生产和组织，跻身于与大型企业甚至跨国巨头短兵相接的市场竞争之中，创造了骄人的市场业绩。 事实上，这个令人费解的矛盾之“结”，恰恰就是被浙商的务实精神所解开。他们“小题大做”（小商品，大市场；小规模，大协作；小机器，大动力；小利，大干；小能人，大气魄），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以其特有的理性和务实，在立足现有条件的基础上，独辟蹊径，探索出一条独特而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通过大力发展区域特色产业和中小企业，形成以中小企业网络为框架、以特色产业为支撑、以专业市场为纽带的极具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模式。浙商是务实的、最讲究实效的，他们注重的不是什么是最好的、最现代的、最高级的，而是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浙江民营企业的产品、产业和组织形式、规模、管理等制度安排是浙江民营企业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自主自发的选择，是市场力量和民间意志博弈的结果。务实的浙商相信：产业层次、企业规模、组织形式无所谓优劣，关键是匹配。 2、开放意识编织了遍及全球的浙江产品销售网络 专业市场是带动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式。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商在改革开放后，率先走向全国开拓市场；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开放意识使如今的浙江人不断走出国门，向世界市场进军，编织了一张遍及全球的浙江产品销售版图。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浙江人以“跑单帮”的形式开拓产品市场。使家庭工厂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出现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货”的现象。 90年代中期开始，浙商又以兴办“分市场”的形式输出经商能手。于是，“浙江村”、“温州路”、“义乌街”延伸到全国各地。90年代末，浙商又有组织地走出国门办市场。至今，浙江省共计在巴西、南非、阿联酋、俄罗斯、匈牙利、喀麦隆、尼日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筹办、设立了市场。世纪之交，发展为以到省外国外投资创业为特征，不断向外开拓经济活动空间。 正是这种强烈的开放意识使浙商不断超越自己，使浙江民营经济保持了强劲活力和后劲。当新世纪之初，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通货紧缩内需不旺时，浙江人却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经济仍是一路绿灯，快速发展。近年来，浙商又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这一明显的区位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其对内对外的开放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 总之，文化就是发展，文化就是成就。改革开放20多年来，是浙江历史上各方面发展最快和最好的时期。勤劳而富有创造精神的浙江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披荆斩棘，把浙商文化化为了一个个丰硕的成果，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浙商文化及其熏陶下的浙江人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重要资源，是浙江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 四、浙商文化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催化剂 共同富裕的大同社会是中国社会自古及今的共同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但由于中国古代的抑商文化传统，使中国未能走出小农经济的圈子，共同富裕只是一种梦想。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同时和同等程度的富裕。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中国的政策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然后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需要文化的支持，而浙商文化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浙商文化熏陶下的浙商成为全国率先富裕的人群，浙江也成为全国率先富裕的地区之一。浙商是当前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军团”，也是中国最庞大的“游商部落”。遍布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有几百万浙商，他们走南闯北，带去的是实干聪明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税收，而且他们的观念和思路，是一颗脱贫致富的启蒙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为加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激励更多的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文化具有示范性。在浙商的示范带动下，浙商文化激励更多的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浙江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都经历了创业的艰辛，风险的考验。这种敢冒风险的精神突出地体现在勇于走出国门去闯荡国际大市场。从南非到俄罗斯，从西欧到巴西，到处都活跃着浙江商人的身影。科索沃战争硝烟未散，浙江人就把生意做到了南联盟；美国的战机尚在阿富汗上空盘旋，浙江人已经把装满商品的集装箱运到了喀布尔。浙江商人不仅为脱贫致富而创业，富裕之后照样能吃苦，成功之后更想创大业。浙商的行为范式，浙商的一个个成功的范例，给其他地区和其他人起了榜样和示范的作用。 2、促使落后地区的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文化具有传递性。它会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浙商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而促使落后地区的人们改变落后的思想观念。经济发展关键在人，而人是受文化影响的。文化会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落后地区的人们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淡薄。而浙商不保守，总是以开阔的胸怀和辛勤的创造改变现实，迎接未来，这使浙江人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率先致富。浙商的文化观念，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不仅活跃了当地的市场，更带来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的观念冲击。从而引导更多的人，转变思想观念，走上经商致富的道路。 3、扶贫帮困，缩小贫富差距 扶贫帮困，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浙商一方面从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名声出发，另一方面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有一种仁义博爱的胸怀，往往对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和贫困地区较为关心，他们常常捐赠扶贫资金和赈灾救济，这在客观上缓和一些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也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 浙商把扶贫帮困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08年雪灾、汶川大地震浙江企业家充分演绎了责任两字。浙商到了那里，就帮哪里的人致富。据有关部门对在西部的浙商所作的调查，在云、贵、川、内蒙古、青、新等地，有30多万浙江个体私营经营者,在为西部的繁荣和富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个数字,相当于西部几个小县的人口总和。他们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农业开发,从商品销售到商品生产,从经营理念输出到人才投资,涉及各行各业……。浙商的西进，不仅令当地企业再现生机，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难题，深层次的意义是将东部地区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和谙熟现代企业制度的人才送往当地，提升了西部的企业素质，加快西部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促使其尽快与国际接轨。 浙商文化通过走南闯北的浙商，影响着周边地区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全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更难能可贵的是，浙商的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他们的某些陈腐的看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温州人一边挣钱，一边传播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本领。”其实，不仅是温州人，其他地方的浙江商人都这样。浙商不仅是“宣言书”，而且是“宣传队”和“播种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总之，浙商把追求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经济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目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浙商文化是浙商在创业创新活动中特有的心灵历程、团队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组织结构，是浙商智慧的结晶，是浙商人格力量的升华。而浙商军规只是表现的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