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

──来自学者的思考与建议

2013年05月20日  新周刊 金雯

【阅读提示】今年3月，北京的严重雾霾，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环境质量的严峻形势。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城市摊大饼式的无限膨胀，环境保护的滞后，目前人口承载能力已经超出极限。就像一个被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旦胀破会是什么结果？如果北京再这么发展十年或者不久之后的若干年，陷入人口、水资源、城市交通、食品、居住等必要的城市生存资源供应崩溃的状况，谁能想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有学者不断地提出迁都的设想。近期的《新周刊》关于学者建议中国迁都的分析，或许能给人一点理性思考的启迪。（涂山青）

文/金雯  《新周刊》第391期

【原标题】为中国提出迁都假设的人——除了北京，还有哪？

首都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听起来言之有理的说法，目前都只是美丽的假设。

在林语堂生活的时代，北京是座“宝石城”，有“金色和紫色及蓝色的王家屋顶”，有“蔚蓝色的天”、“美丽的月色”、“多雨的夏天”、“凉爽的秋天”、“干燥清朗的冬日”。现在这些丰富的色彩都已经统一为灰白和土黄，灰白是雾霾，土黄是沙尘暴，而干燥清朗则是空气净化设备制造的心理安慰。在人们讨论北京是否适合居住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迁都设想也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

北京，一座不能久留又一时难以离开的城市。

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网上流传着迁都河南信阳的谣言。至少以娱乐的心态，大家愿意相信那是真的，北京人很高兴，开始畅想迁都后的舒适——大家再也不用挤了，一马平川的街道，人人有座位的地铁。但是信阳人开始担忧：“请不要来，我的伟大信阳市不能接受那一切的污染，我们现在被誉为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非常好，我不要改变。”大家都对首都所代表的生活吓怕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如今有了诸多城市病：水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运来，“首堵”比“首善之都”更加深入人心，城市越来越大，四环、五环一直到了河北燕郊欢迎你。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姚明走出驻地酒店时，抬头看了看首都的天空，皱起了眉头，这一瞬间被摄影记者抓拍下来。那一天，北京迎来了灰霾、沙尘、大风的三重袭击，天空从灰白变成了土黄。在此之前，PM2.5制造贡献了“北京咳”这一新型城市病。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也在经受每年一次的“两会”考验。今年“两会”期间，北京的拥堵指数直线上升，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在微博上称，3月1日晚，拥堵指数高达8.6，严重拥堵，轨道客运量达到941.1万人。最后，他又加了一句“从未有过”。从数据上分析，拥堵指数在8到10之间时，大部分道路拥堵，人们的出行时间得比畅通时多耗1.1倍以上。2012年12月20日的晚高峰，北京中心城区的拥堵指数曾经出现过9.9的高位，回家路上的北京市民其实都滞留在停车场。但是，非京籍人士还是记挂着北京户口，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大学、最顶尖的人才、最知名的公司、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一座不能久留的城市，同时也是一时难以离开的城市。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1980年，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汪平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四年后，中国社科院的黎鸣向中央递交了迁都计划书。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2000年，《经济参考报》发表了方可的《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这是迁都问题在官方媒体上少有的亮相。在那之后，梅育新、胡星斗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了关于迁都的研究成果。迁都不仅要拯救陷入各种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过迁都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胡星斗在《关于迁都的建议书》中认为，新建一个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

曾经在新华社和广州市社科院任职的汤爱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中国迁都问题。去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中国迁都论》一书，对中国的迁都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汤爱民说，目前的迁都问题只是由一批民间学者在研究，尚未引起“上面”的重视，离未来付诸实施还很遥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