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余秋雨先生认为这个观点是错的，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那些政客、商人的阴谋诡计。我认为余秋雨的观点是错的，但是并不是代表我认为亨廷顿的观点就是对的。亨廷顿的观点是立足于西方，有着明显的西方优越感。我认为亨廷顿的观点一部分是正确的，也就是西方文明与其它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但是，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冲突不是必然的。我也不同意亨廷顿对于冲突原因的解释，我认为文明的冲突，原因主要在西方文明自身。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文明冲突论自然会有不同的解释。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会觉得文明冲突论有点幼稚。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像中国的传统理想人格一样，主张内敛，不喜欢张扬，自然也就不太会去招惹别人，对于冲突，不光反对，甚至还有点惧怕。但是，余秋雨说文明冲突论类似“阶级斗争”理论，比喻不太恰当。首先，“阶级斗争”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其次，阶级斗争是指一个社会的内部矛盾，而文明冲突时外部矛盾。 站在西方的立场，它经常会看到，不同的文明总是对西方视为天经地义绝对真理的那些内容发出不同声音，甚至以极端手段抗拒和破坏西方文明，他们自然会得出文明冲突的结论。
如果我们跳出各自的立场，看一看历史上文明冲突的原因，就会发现，导致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文化本身。西方文化是一种极富进攻性的文化，别人不去招惹它，它往往会主动招惹别人。西方文化的这种特性来自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天主教、新教、东正教都算在其中）。由于上帝的存在（对于信徒而言），这个唯一的神祗，代表了唯一的真理，而西方人在上帝的信仰之下，坚决相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的一切都是代表上帝的，因此是唯一正确的，不相信上帝的人都是错的。因此，他们出于一种拯救他人的“好心”，经常到处招惹是非，主动挑衅别人。西方文化的这种特征是造成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教会统治时期，这种现象最为明显。资本主义革命后，欧洲教会的世俗统治结束了，但是，基督教留下的这种心理意识始终没有彻底改变。虽然现在西方也有不少人主张文化多元化，但远没有成为主流。
文明冲突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两者冲突了千年之久。说实话，我认为他们冲突的化解是很难的。从宗教起源上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是同样的源头，《古兰经》里有很多内容是借用《圣经"旧约》的，例如《旧约》中的亚伯拉罕在《古兰经》中叫做易卜拉欣。这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两者都是一神教，都主张世界只有唯一的神，基督教称之为上帝，伊斯兰教以安拉来代称它，两个宗教对各自唯一的神祗都不能直呼其名，很像中国古代老百姓不能口称皇帝的名字。“异教徒”概念，在这两个宗教里面都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徒与异教徒之间有着云壤之别，没有平等可言。两个都宣称自己是世界唯一的神，当然要拼个你死我活，冲突在所难免。除非他们像中国人一样，不把宗教太当回事。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人都是异教徒，好在中国从来不去招惹他们，因此结怨不深。
在这种文明冲突的历史演变中，西方文明掌握了其他文明比较欠缺的商业财富秘诀，使得他们近几百年来，在各种冲突中大占上风。西方文明的扩张与基督教的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教士几乎就是西方文明的先遣部队。西方文明利用武力在世界各地的胜利似乎更加证明了他们的正确，从而更加具有进攻性。美洲印第安文明完全是因为西方文明的野蛮入侵而基本毁灭，今天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于印第安的历史文化缺乏可供研究的资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欧洲传教士认为印第安文明绝对是野蛮的，为了传播上帝的恩宠，他们大量销毁了印第安文明的各种文字材料，同时还附带肉体消灭。除此之外，世界各地的其他各种文明无不因为西方文明的到来而岌岌可危。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只有远离西方文明的地方，其他文明才有可能保留下来；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其它文明无一幸免地立即衰落，直至灭亡。虽然今天一些西方人也开始注重保护独特的文明，但是，保护的力量远远不及他们破坏的力量，而且，他们大多也是以一种高高在上俯身而下的态度来保护其他文明，仿佛恩赐一般。根本原因是，他们仍然坚信他们现在的文明是人类唯一正确的选择，唯一正确的方向。
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有力证据是犹太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旧约》也是犹太教的圣经，但《新约》不是。犹太教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神教，他信仰的是上帝耶和华。基督教接受了这个上帝，但又加了一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教内部有的说耶稣也是神，有的说耶稣是半神（三位一体是一个极其牵强的理论）。而犹太教坚决不同意基督教关于耶稣的所有理论，犹太教只把耶稣看作是犹太教的一个叛逆的人，一个不守教规的拉比而已，两者的对立由此而生。再加上基督教的历史说耶稣是犹太人杀死的，两者的仇恨便蔓延了2千年。对犹太人的歧视在欧洲中世纪是以教皇颁布的法律形式规定的。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顽固、最强烈的歧视和迫害最终的悲惨结局就是希特勒。 大肆迫害犹太人的希特勒，只不过是西方世界历史长河中迫害犹太人的集大成者。希特勒的残忍手段除了借助先进科学的技术手段之外，没有一种是新鲜的，都是欧洲历史上曾经对犹太人使用过的。包括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也可以在教会经典中找到源头。因此，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欧洲教会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反对的声音，欧洲各国政府也没有尽力救助被迫害的犹太人，反而是一个名叫何凤山的中国人，为欧洲犹太人大量签发了前往中国的签证，救了很多犹太人，所以现在的以色列才会为何凤山立像。
直到今天，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惨剧发生这么多年后，我还是都没有看到欧洲人在犹太问题上有什么深刻的反思。梵蒂冈在二战结束很多年后，曾经向犹太人道歉，也修改了一些教会经典的有关内容，但是在我看来，还是属于轻描淡写。犹太人问题是基督教文明最痛的伤疤，不是他们看不到，而是他们不愿看到。
对于犹太人的歧视，今天在西方社会仍然经常可以看到。尼克松一句骂人的口头禅就是“该死的犹太人”（尽管基辛格也是犹太人）！西方各国用一种强硬的手段让以色列建国，一方面是把欧洲犹太问题转移出去，另一方面是想为他们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历史赎罪。用今天恐怖主义理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完全可以称之为最成功的恐怖分子，他们当年所使用的手段，与今天的恐怖主义在本质和形式上都没什么区别。然而，西方文明为了自己的利益容忍了，结果却是造成巴勒斯坦永远的痛，不知何时才能解决。
文明冲突的另一个隐患来自西方文明内部。虽然西方文明可以统称为基督教文明，但是，在它的内部同样是你死我活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欧洲出现了所谓新教，梵蒂冈天主教对于新教的残酷镇压在欧洲历史上比比皆是。希特勒的德国最终成为这个脓疮的发作点，与老宗教和新宗教的斗争有着必然的联系。
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新教国家，现在基本上与梵蒂冈没有什么联系。只要看一件事情就可以知道：梵蒂冈教皇从来没有访问过新教国家，教皇都来自非新教国家。
肯尼迪当年当选总统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是他天主教徒的身份。在美国历史上，天主教徒的总统，肯尼迪是唯一一个。为了消除这个最大的障碍，肯尼迪在竞选中不得不极力淡化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说实话，我一直怀疑肯尼迪家族在美国的一系列不幸遭遇，与他们天主教徒的身份又身处美国这个新教国家有着秘密的关联。
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可以参照一下：当今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新教国家，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东南欧等，都是天主教、东正教或者还有其他宗教混合的国家。这里面是有必然联系的。英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有点深奥，但是触及到了这个现象的根本。 虽然目前梵蒂冈对世俗社会的政治影响不大，但是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教皇保罗二世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资本主义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教皇保罗二世第一次强烈地介入世俗政治，其最显著的效果是出生于波兰的保罗二世大力支持波兰的瓦文萨，导致波兰的共产党政权下台，引发东欧一连串政治风暴。此后，保罗二世又以宗教为武器挑衅古巴，甚至介入伊拉克战争，还在非洲大力推广天主教以抵抗伊斯兰教的势力。教皇保罗二世的所作所为超过了近几百年来历任梵蒂冈教皇，如果在他之后的教皇也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是十分危险的。教皇保罗二世只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最终还是落选了，我认为原因很简单：瑞典是一个新教国家。
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宗教力量从来没有在中国成为世俗社会的主导，而且，中国不喜欢一神教，中国人喜欢很多神。因此，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使得犹太人彻底在当地溶化，这就是开封的犹太人团体，这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从来没有过的。溶化犹太人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只有中华文明做到了。
历史上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中国始终都是被动的，西方始终都是主动挑衅的。日本在接受中华文明时，并没有强烈的侵略性，那时候，日本给邻国带来的最大麻烦主要是海盗。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文明，便开始把自己当作是进步、正确的象征，粗暴地对待在他们看来是落后愚昧的中华文明，并且一直自以为是到今天。
西方文明由于上帝信仰的存在，在很多问题上非常容易绝对化，绝对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双重标准。例如在宗教范畴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好像是一个绝对真理，但是这个平等不会延伸到异教徒身上，除非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而这个必要前提的结果就是其他文明的消失。
简单来说，自诩为上帝选民的基督教文明，坚定地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同时，由于基督教文明掌握了财富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合理性此处不加讨论），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进攻性、侵略性。这个现象，只有中国有资格作为第三者、旁观者才能看得很清楚。伊斯兰文明因为长期身陷冲突其中，不太容易冷静，因此也就不太容易看清楚。而对于西方文明来说，由于上帝的存在，使他们基本上不觉得自己的文明在根本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更多看到基督教文明在一些表面事物上的优势，所以他们才会对由他们自己造成的冲突感到莫名其妙，感到不解，感到气愤。从而认为其他文明总是同西方文明过不去，总是顽强地对抗西方文明，而这种对抗在西方看来，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对抗，文明与野蛮的对抗，所以才会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看了上述这段文字，你大概会理解为什么我认为余秋雨那种文明调和论是无力的，幼稚的。余秋雨在否认了文明冲突论后，必须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解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从历史到今天确凿无疑的、始终没有消失的、未来还将继续的严重冲突？余秋雨说：这不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非文明的冲突。此论调的本质与亨廷顿的理论如出一辙，甚至还要倒退。亨廷顿至少还把西方以外的文明看作是一种文明，而余秋雨则把与西方发生冲突的其他文明都归之于非文明！
不是我喜欢冲突，也不是中国喜欢冲突，而是西方文明总是惹事生非，主动挑衅，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中国的一句老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好表达这种现象。对于中国来说，历史上所有与西方的冲突，包括当今的贸易纠纷，都是西方引发的。毛泽东时期，中国以美国、西方为敌的原因，说到底是西方欺负了中国几百年后物极必反的结果。但是，中国人只是短暂地发泄了一下长久压抑的不满，现在已经宽宏大量地过去了。然而，中国人的宽宏大量并不代表会忘记过去。
中国现在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中国将经历的是一个和平的崛起，中国不愿对任何人造成威胁。但是，在现实之中，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用毛泽东的话来回答未来中西方的关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我真的担心，由于西方文明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而只是按照他们的既定思维模式看待中国，把中国简单当作他们文明中一个后起的利益瓜分者、争夺者，因此，随着中国的不断富裕和繁荣，西方文明歇斯底里的挑衅会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未来局势，中国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冲动。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在中国文化中，治理社会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太平，这个“天下”不仅仅指中国本身，而是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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