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杰： 　　GDP增速8%的底线是我们在1998年定下来的。当时是按照我国要在2030年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大目标来倒推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我们每年必须新增1000万个非农业就业岗位，要保证这些就业岗位，GDP的增长就必须高于8%，但也不要超过11%，我们叫作“八九不离十”。 　　那时候我们非农业人口只占人口总量的20%，现在已经占到50%了。现在按照2030年的工业化目标再来推算，我们只用每年新增就业岗位900万个，与之相对应，GDP的增速保证7%就可以了。我们城市化的成熟度改变了，对经济增速的要求也不一样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这种改变是个主动的过程，还是被动的过程？中国经济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会影响发展速度。 　　魏杰： 　　这个过程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过程。一方面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还未复苏，欧洲在债务危机中仍未抽身，我们去年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7.6%，这之前我们的出口可都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我估计未来我们的出口增长不会超过10%。世界经济对中国的机遇期在调整，这也决定了今后我们的GDP增速很难超过8%。 　　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化发展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的GDP增长也无需像以往那么高，那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我认为未来中国GDP增速的底线是7%，上线是8%，一般情况下会在7.5%左右徘徊。有些声音认为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国经济会再现9%以上的增速。我认为无论从主动还是被动条件上，都不可能。中国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我们刚刚进入中低速增长。我们目前的增速放慢与国际经济的不景气重合在了一起。 　　三联生活周刊： 　　去年第四季度，我们的GDP增速摆脱了连续7个季度下滑的局面，开始止跌回升。我们的经济形势已经彻底好转了吗？ 　　魏杰： 　　我们看待今后的经济形势，首先观念上需要改变，保增长不是一切。从1986到2000年，中国是一个低成本国家。无论劳动力成本，还是各种环境成本都很低。2000年以后进入了高成本时代，所以政府再要保增长，就只能投放货币，结果是通胀压力很大。可是货币稍微收缩，我们的优势就下来了。 　　我对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是：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通胀压力将持续。对于中国的一线城市，我觉得可以房价作为一个参考指数。如果我们的GDP增长在7%以上，同时一线城市的房价增长控制在5%以下，我觉得这个比例是基本合理的。 　　三联生活周刊： 　　可是在前几年政府对金融危机救市之后，再继续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魏杰： 　　空间确实不大，不过从目前高层传递出的信息来看，今年国家在积极财政政策已经确定三个重点。第一是稳定中小企业，主要办法就是减税。减税规模大致在1万亿元左右。据测算，2013年税收增速只是10%，而过去每年税收的增长速度是20%以上，这就表明政策不再希望把过多的财富向国家集中，而是要让企业有休养生息的过程。如果减税政策兑现，按照减税对经济的贡献率1比6的比值判断，这对今年经济增长的推动将会是6万亿元，无疑对今年稳增长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点，国家会加大对民生的支出。具体就是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今年估计要比去年增加3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我国对民生的支出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会增加5个百分点，这对今年的消费构成利好。 　　第三是继续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估计今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在2万亿元左右。本来2012年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在阶段性淡出基础设施建设。但现实表明，中国目前如果只是简单依靠消费还没有办法使增长保持在7%以上，因此2013年还要继续重视基础设施投资。 　　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方面，估计2013年新增贷款会在9万亿元以上，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可能在15%左右。因此2013年货币的供给要比2012年更宽松。这样也会导致价格的反弹，估计2013年无论是消费者价格还是投资品价格，都有反弹的可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 　　通胀压力与社会分层 　　三联生活周刊： 　　中央在2008年采取的救市措施，今天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现在来看，它给我们的经济带来了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魏杰： 　　2008年的救市政策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到救市的方式和力度，是有很多地方值得讨论的。救市政策带来的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是通货膨胀。我判断通胀的状况不会很快就过去，它可能是较长时期内压在我们头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通胀就是货币发多了，2009、2010年这两年政府发了多少货币呢？这两年加起来是25万亿元左右。25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到2009年的货币发行总量的53.4%。两年时间央行所出来的货币达到我国货币发行总量的一半还多。所以我一直不赞成我们老提中国在2009、2010年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实际上我们惹的麻烦也很多。 　　现在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例是51%，而且我们研究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发现，它的货币供应量和GDP比例达到100%以后，货币就开始回落了。而我们是190%，大大高于美国，但是我们GDP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所以财富和货币早已不对应了。货币确实太多了。 　　三联生活周刊： 　　2009、2010年两年时间央行所出来的货币达到我国货币发行总量的一半还多，数字挺让人吃惊的。这次通胀与以往有哪些不同？ 　　魏杰： 　　这一次通货膨胀这么多货币出来，表现为两个特征：第一，这次货币80%以上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中小企业没有获得太多的货币资源。这就导致我们紧缩性货币政策不敢用，一用就会使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 　　第二个特征是多出来的货币转变成理财和收入了，一方面推动了融资成本上升，一方面推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通胀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所以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基本没用，这次通胀解决是很艰难的。 　　三联生活周刊：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受到这一轮通胀怎样的影响呢？ 　　魏杰： 　　我们从2008年开始的救市政策，在一年多之后它的通胀压力就明显体现在楼市了。具体到北京来说，2009年之前在北京买房的人，房价已经翻了五六倍；可是2009年之后还没买房的人，国家的货币超发对他们是最大的利空消息。 　　2009年6月是通胀压力在中国社会集中显现的一个分界点。在一线城市，2009年6月之前有多套住房和买了房的人，他们在货币超发效应显现出来之前置办了最重要的财产。随后房价大涨，同样一平方米的房屋，在此之后买房的人要付出好几倍的代价。所以我认为2009年6月成了中国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阶层的一个分界点。这也是中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中国的阶层差异不是按照他们对经济贡献的大小来划分的，而是按照某个特殊时间点上有房还是无房。 　　三联生活周刊： 　　老百姓对于“十八大”关于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的提法，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通胀的因素，而不是单纯的收入增加。 　　魏杰： 　　对，其实我倒是不太担心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问题，它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性，我更担心通胀的压力。2012年底我国M2（广义货币）是97万亿元，GDP为51万亿元。如果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1978年我国的M2是850多亿元，GDP为3000多亿元，这34年来我国GDP只增长了100多倍，而M2增长了1000多倍。也就是说，货币的生产大大高于财富的生产，普通老百姓的感觉是“钱不值钱”。 　　而这种通胀主要不是表现在消费品价格，而是表现在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上。这几年中央控制通胀，主要是控制消费品价格，这样做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但是我们往往忽略的一点是，中国正在富裕起来的阶层，他们的财富被通胀剥夺得更厉害。这种财富缩水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的缩水。单纯提高居民收入用处不大，要看他们的实际购买力是否提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 　　这次我们的经济增速放慢，最直接地伤害了哪些群体？ 　　魏杰： 　　2008年我们经济受到打击时，主要体现在对实业的伤害大，除了民营企业家群体外，对农民工的伤害最大。很多沿海地区的密集制造业倒闭，农民工成批返乡。但是2012年的经济增长放慢，倒是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快，虽然制造业受到一定冲击，但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吸纳了很多劳动力，所以农民工的就业没有受到很大影响。 　　不过一些传统产业的日子还是很不好过的，比如水泥、钢铁、铝合金等产业，它们是按照过去“保八”的目标来设定发展的，现在经济下行，可是它们的规模太大了，惯性还在，一下子转不过来。所以我们经济结构的深层次调整是不可避免的。 江苏省2012年度人才交流年会现场，大批求职者前来应聘 　　三联生活周刊： 　　调整经济结构的说法由来已久了，但是转型比较缓慢。我们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大国，转型会怎样慢慢发生？ 　　魏杰： 　　我们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在消失。我们应从过去强调外需、人口红利、投资，转向强调内需、技术创新，目前增长方式转变中最主要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转轨，即从过去的增长元素转向寻找新的增长元素。 　　经济学界强调未来5年重点不应该放在保增长，而是深化改革。因为保增长无非是政府进一步加大投资，可是我们建高铁、高速公路这些，不具有持续性，再使用空间会越来越小，效果会越来越差。 　　政府应从经济活动中退出 　　三联生活周刊： 　　说到深化改革，你一直强调必须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能否准确定位是我们今后改革成败的关键。 　　魏杰： 　　我们目前的体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政府基本垄断了四大资源：第一是货币资源；第二垄断了物资资源，石油、煤炭、电力基本垄断；第三，垄断了物流，像航空、运输、铁路都是政府的；第四是垄断了信息，从电信到邮政都被垄断。 　　邓小平时代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需要搞经济建设；但是我认为下一步政府应该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即政府是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它将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此我们未来对政府的考核不应该以GDP作为目标，GDP这一概念属于财富增长的范畴，政府应该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 　　三联生活周刊： 　　也就是说，政府需要从经营性的活动中全面退出，只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而存在。可是2008年中央4万亿元往下投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正是因为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了强大的调控作用，认为我们应该为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自豪，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所缺失的。 　　魏杰： 　　这其实是深化市场经济的一种阻碍，2008开始的这几年救市造成“国进民退”，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民营经济的活力就没了，结果是很可怕的。调整的重点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我们在最近的调研中间逐渐形成八个要点： 　　第一，政府和企业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它们之间不是谁引导谁的关系。我在德国调研时发现，德国政府只对药品和食品加大监管；别的企业，政府从来都不去管，它们完全是平等的社会组织，这才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准确定位。第二，配置资源将不再是政府的事，市场才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第三，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第四，政府的公共权力要受到一定约束才行。第五，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即企业可以告政府。第六，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有两个问题就决不了。一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所管的企业永远会政企不分。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府难以平等地对待所有企业，因为有些企业的老总由当过政府官员或政府背景的官方人士担任。这些背景在中国很管用，这对其他企业是一种不公平。第七，政府对企业税收的收取，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为我们服务的时候需要成本、需要货币，这样就应该收税，但到底收多少税应该以政府提供的服务为依据，不应该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依据。第八，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如果要投资的话，也是以公共产品为界；如果是盈利项目，就应该由企业来投资。比如修一条高速路，如果修成后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来投。如果修成后是商业运作，就应该是企业投，而不应该由政府投资。 　　三联生活周刊： 　　央企这十来年已经形成了极为强势的一股力量，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吧？ 　　魏杰： 　　在市场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自己财产权的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公司是企业，而不是（行政）政府。它们只对掌握着财税大权的国会负责任，而不用对属于行政机构的政府部门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或代表者存在，说明对我们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还须进一步深化才行，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 　　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我们如果按照上述八个要点来重新塑造政企关系的话，中国经济增长达到7%以上没有任何问题。政企关系重新界定以后，政府主导型经济体系就必然转向社会经济体制。这是深入改革最为迫切的一件事。 　　三联生活周刊： 　　你提到的这几条，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经济主导型政府变为公共服务性政府。在现实的改革路径中，你认为政府自上而下主动改革的可能性大，还是由基层推动改革更现实？ 　　魏杰：中国的改革不用那么复杂，我认为强调核心的一点就可以了：保护产权。产权一旦得到保护，价格自然市场化、投资者有信心进行长期投资，创新有了动力，政府的权力自然会受到限制，权力不会像现在这样无限扩大。保护产权直指我们改革的核心，这个过程中各方利益需要经过艰难交锋后互相妥协，这样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现在谁都无法超越利益，那么怎么在多方格局里达成一致，会是今天改革的一个现实路径。 　　期盼“民进国退” 　　三联生活周刊： 　　你曾经对中国的企业进行过长期调查研究，是研究中国企业制度最好的专家，为企业说话也比较多。民营经济在这一轮“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受到的冲击到底有多大？ 　　魏杰： 　　我前边提到2008年开始的救市政策，资金基本流向了央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民企的发展空间被大大挤压。许多民营企业家对政策顾虑重重：政府越想让他们进入投资领域，他们就越感到害怕，越觉得经济出了问题。况且对民营经济只开放投资领域，却不放开控股权，这种开放实际上只是参股而已，等于是让民企把钱给别人，然后由别人来运作。从这个角度讲，民营经济的境况不是靠喊两句口号就能起来的问题，改善民营经济要解决深层次问题。 　　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有两个非常深刻的障碍，一个是理论障碍，一个法律障碍。我们一直被教育的是，资本不创造价值。但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却是投资者分走了那么多的收入。按照以上理论，民营经济肯定要被视为剥削经济。在这种理论大背景下，作为“剥削者”的民营企业家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担心，总有一天他们会被“理论”掉。所以民营企业家移民的现象很普遍。 　　民营经济增长遇到的第二个障碍是法律障碍，在所有的法律障碍中，首先是宪法障碍。我们的宪法有一个重要的法律规定，即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我们宪法从一开始就声明“公”“私”有别，以“公”为主。既然宪法有差别，那么民法、刑法不可能做到平等，一定是一个有差异的状态。 　　这个问题在最近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提出修改一下这个提法，建议修改成“中国实行混合经济”。这样，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劣势和优势，他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提法挺好的，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提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话，我们就对现制度解释不清楚。 　　三联生活周刊： 　　怎么来衡量目前民营经济的地位呢？ 　　魏杰： 　　我认为评价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有四个指标：一是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它对税收的贡献，三是对就业的贡献，四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四个贡献来评价的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主体地位。从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在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在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在80%以上，而技术专利局的绝大部分专利来自民营经济。从这些方面来看，民营经济已经不是并存，而更好像是主体了。 　　前一轮救市政策的效应正在慢慢减弱，国企就又不怎么行了。2012年国企利润下降5.1%，较2011年下滑20个百分点，这与前两年国企的快速扩张和高福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营企业利润仍然取得了同比20%的增长，说明民营部门是创造就业的生力军。如果未来国家不再搞上一轮那样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国企获得垄断性收益变得困难，民企将会获得重要的发展机遇。国家凡是出台投资性的政策，对民企来说就是巨大的利空。国家凡是出台改革性的政策，对民企就是很大的利好。我认为接下来5年很可能是“民进国退”。 　　三联生活周刊： 　　你曾经担任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主任，对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参与得比较深。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市场化改革和今天的改革，面临的局面差异大吗？ 　　魏杰： 　　有相似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与意识形态抗争，为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鼓与呼，改变大家的认识误区，是市场经济的启蒙年代。另外，那时候中国是真的“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市场化的方案和意见。 　　现在我们的改革早已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大家都知道“石头”在哪儿，知道核心问题是什么。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了顽固而庞大的利益群体。改革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决心，因为现在的改革每往前推动一步，都涉及关键利益。上层有没有决心去触动这些利益，这才是关键。 　　现在中国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不是20年前，社会群体还是含混的一片。我们再往前动一步都会触碰到某个阶层的利益，政府的公信力比以前差了，国企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强了。 　　三联生活周刊： 　　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强调“抓大放小”，小的放给社会，大的政府抓住了，但是这些大的国企现在变成了没有力量与之抗衡的利益集团，这是我们国企改革的初衷吗？ 　　魏杰： 　　当然不是。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是将地方性中小企业“租改卖”，放向市场。剩下诸如中国电信、中国电力这样的大企业，政府希望走向股份制。而且不一定是国家控股，希望高管市场化，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 　　但是国资委成立之后，国资委管理着大型国企，他们成了大股东，当然利用一切资源将国企做大做强。可是国资委作为管理者，一个领导年薪才几万元，企业高管的年薪有几十万至上百万。那么管理者就会阻止被管理者的改革。那些在政府部门的人，经常空降到某个企业做高管，发几年财后回到政府上班。政府部门的人轮流下去发财，企业高管知道自己的前途有限，领导是空降的，高管的积极性就会打折扣。所以出现了中国特色极强的国企，叫什么副部级企业、司局级企业。副部级以上的央企，高管由中组部任命，国资委只能任命中层干部，这是多么奇怪的设置。在这个系统工作的人，一方面获得经济上的高收益，一方面享受公务员待遇，尾大不掉。 　　国资委现在成了推进股份制改革的主要反对者，你与它去商量改革，不是与虎谋皮吗？国企的垄断势力已经形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力等，它们可以说自己关乎国家战略、国家安全，你又没法动它。这些垄断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障碍。中国的改革早已不再只是个经济问题，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已经深深地嵌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