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创立于1902年的罗德奖学金，曾培养了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等诸多影响世界的领导人，这一录取率仅0.7%的国际奖学金项目，已经成为全世界竞争最为激烈的奖学金之一，被誉为“奖学金中的诺贝尔奖”。


2015年3月25日，罗德学者们首次组团访问中国。在访问成都期间，他们第一时间走进了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王志纲工作室望蜀书院。


一方是代表着西方主流精英文化的罗德学者，一方是代表“东方式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创始人，罗德学者对于王志纲先生的“十问”，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对于中国式发展的普遍疑惑。而王志纲也试图以一个经历并参与中国三十年巨变的实践者及思考者的身份，给这群对中国充满好奇和疑问的西方学者们一把“打开中国的钥匙”。




    开场白： 教学相长，搭建桥梁


中国为什么？罗德学者十问王志纲


王志纲：西方有句谚语，“交换一个苹果，各得一个苹果；交换一个思想，各得两个思想”。王志纲工作室在西方概念中是一个智库，具备智库的三个特点：第一，立场独立；第二，财务独立；第三，主要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但我们又与西方智库不一样。西方智库主要靠基金支持，是非盈利机构。中国没有如此强大的基金力量，因此，中国智库一般只存在两种生存方式。一是靠政府养着，如社科院、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属于中央拨款扶持的体制内机构，其立场不可能超脱。二是依附于商，需要看雇主的眼色，其立场也不可能独立。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及企业要发展良好，需要第三只眼睛来帮助自己。我们有幸在“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的前提下，取得了财务独立，扮演了第三方的角色，由此获得了客户的尊重。


我一直有个愿望，特别是对你们这些罗德学者，希望你们在了解了中国国情和我们作为智库的操作之后，以后在中国与美国、欧洲之间的沟通上，尤其是智库的沟通上，共同搭建桥梁，进行一些有趣的合作。好了，现在把话筒交给你们。


一问：中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答：中国经济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开始降速了。人们把它叫做“新常态”。此前，中国经济之前很迅猛，但很粗放，有相当大的泡沫。我们把它叫做“野蛮增长”。


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史，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将出现重大调整。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现象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就在押赌中国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是70%。


为什么呢？


如果按照西方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将很难解释。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个“奇迹”，但中国人把中国的崛起叫做“复兴”，也叫“国运”。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有70%的时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只是近百年来才陷入低谷，现在只是回到它之前繁荣的轨道上去。（“国运”一词一时难住了翻译人员，老王随后的解释才让罗德学者们理解了这个词的大意。）


要真正准确、全面、让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你们这样的青年学者，在了解西方历史的基础上好好认识中国，站在超然的立场上去破解它。


总之，关心中国、了解中国，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是个激动人心的课题。希望你们完成这次中国之行之后，成为中国的长期观察者。


二问：中国怎么解决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问题？


答：正好问到了我的专业上。首先想问下，你今天来到成都，对中国这座内陆城市打分的话，能打多少分？（提问者Kelly 举起双手，说道“10分”，其他人点头赞同。）


这座城市就是我们参与策划和规划，用了12年时间发展起来的。12年前，这个城市中心城区人口才200余万，现在已经超过600万，城市面积扩大了10倍。12年前，成都的机场还没有国际航班，现在可以直达几十个国家。12年前，机场旅客吞吐量只有754万人次，现在是3750万人次，全中国第四。


这个城市12年发生的变化，在欧洲要80年，在美国要50年，在日本要40年。这样的故事在国外很少见，但在中国天天在发生，由此就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农民进城的问题。第二，工业化和城市化和谐共生的问题。第三，城市外向度的问题。再往后就是能源供应、饮用水供应等问题。


你说的生态环保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成都就很好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问题。


我们在做成都城市战略策划时，已经告诉决策部门，这个城市可以容纳1000万人。第一，成都号称“天府之国”，平原广阔。第二，成都水源充沛。第三，它不只是一个省会城市，更能代表占中国中西部，成为整个中西部的中心城市与国外对接。


实践证明，这些判断全部符合事实，成都在发展的同时也做到了生态保护。


三问：如何让中国学生不只为成绩而学习？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我先引用几句俗话，叫 “吃饱了撑的”、“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


你生活的国家已经比较发达和比较文明了，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非常值得推崇。但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工具和手段。在这种背景下，它的功利性必然很强。教育就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学本事，而不是为了愉悦和修养。


中国也有一批“士大夫”阶层，他们把知识和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享受，比如今天下午教你们弹琴、画画、写字的老师。但这只是少数情况。


总之，这一切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我认为，再过20年，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后，人们的教育观念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四问：中国贫富差距会导致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吗？


答：治国理念中有一个基本主题，即“效率”与“公平”谁优先。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效率优先，待生产力大发展之后，再建立公平制度。中国开始学的是公平优先的苏联模式，建立了一个乌托邦。但苏联最终崩溃，证明了公平优先会扼杀生产力，最后导致公平也不存在。


基于这个惨痛的教训，邓小平抛弃了苏联乌托邦式的想法，走向了效率优先的道路，也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向西方开放，鼓励一部分人及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邓小平的选择获得了巨大回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了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中国从经济总量全球垫底，变成了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经济体。


就我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还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再谈分蛋糕就好办了。没有蛋糕，怎么分也分不了。


今天中国的蛋糕做大之后出现了一个变化。国家和政府可以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办基础教育，中国的文盲率在全世界都是很低的。这与30年前相比，是巨大的飞跃。


另外，我旁边的秦校长，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他用市场化的方式，专门解决富人子女的读书问题，这是一条另外的渠道。


最后，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基于良心和道德，也拿出了很多善款捐助学校。现在中国有很多富人开始建立教育基金，创办希望小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如果中国的法治化建设能加快的话，我相信会有更多先富起来的人用自己多余的钱，反哺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办学传统，“修桥铺路办学校”在中国民间是非常受推崇的善举。中国有这样美好的传统，再加上法治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所以我对中国未来的教育是很有信心的。


五问：如何解决当前东西方的共同困境？美国有什么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


答：我认为要解决当前困境，要从以下三点出发反思。


第一，东西方互相之间的了解不够。


第二，由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不一样，彼此没有站在平等的角度进行对视和交流。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完全不一样。


如基辛格所说，美国人是下国际象棋的思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中国人是下围棋的思路，讲究和而不同，在敌我之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协调、妥协、共存。


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及中国的崛起，中国有了与美国平等对话的条件，我们需要去寻找一种和而不同的共存方式。我有一个建议，希望你们完成这次中国之行后，在罗德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中国之友”研究团，互相推动，互相勉励。假以时日，你们必将在东西方交流之间发挥巨大作用。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教育”中国是有道理的。因为近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中国要奋起直追，肯定要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为师。但问题是中国这个学生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绩，甚至已经超过老师了，但老师还浑然不觉，还在指手画脚。


中国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虚心学习。中国在清朝末年之所以出问题，就是因为骄傲自大。现在美国人应该清醒起来，向基辛格学习。基辛格来到中国超过了200次，他一直在学习。他对中国的很多把握是很准确的。如果美国人能像基辛格一样，不再居高临下，而是以平等的姿态接近中国，深入了解中国，以和而不同的方式达成和而不同的共识。那么，这既是美国的幸事，也将是整个人类的幸事。


六问：中国与非洲如何更好地实现合作双赢？


答：这个问题很有价值。我去过非洲很多次，我们在赞比亚、安哥拉也有项目。非洲与中国有很大的互补性，中国这30年的发展经验对非洲很有参考价值。未来30年，中国要继续发展，也离不开与非洲的合作。


中非的合作方式肯定不同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与非洲的合作方式。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一样，我们没有抢占地盘的意愿。中国可能会通过习近平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利用中国的过剩资本和过剩产能，帮助非洲建立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的能量和市场空间延续到非洲，同时帮助非洲产能升级，实现彼此之间的贸易。


但在此之前，中国的做法很愚蠢。很多中国企业在非洲以暴发户式的方式开发，投钱、开矿、运走矿石，引得非洲人民很不满意。我们作为一家智库，最近也频频接到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的邀请和委托。这种委托本身就反映了他们也想改变那种粗鲁的开发方式，希望能以更文明的方式与非洲合作。我相信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未来将更加文明和有效，最终实现双赢。


七问：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新闻监管？


答：20年前，我是新华社记者，后来我离开体制下海创业。所以，我对中国媒体监管有非常特殊的解读方式。


我在新华社时，能获取到第一手的、带有情报性的绝密新闻。因为新华社有派驻在世界各地的记者发回来的内参。内参的信息是90%的老百姓所不知道的。当时，信息即特权。


但是，伴随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一体化，尤其是互联网的产生，我发现不需要那种垄断渠道，就能获得几乎所有想要的信息。现在中国的新闻监管可以说是“聋子的耳朵——是个摆设”。现在的问题不是信息有限，而是面对泛滥的信息，人们如何筛选，如何选择，规避谣言式的信息。


八问：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反腐行动？


答：中国的反腐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在关注。其深度、广度、密度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各个国家经验来看，你说自上而下的反腐效果有限，这确实是客观事实。但这种“效果有限”不能说明自上而下就不行，关键是态度、决心、手段和目的。这次中国表现出来的决心、力度和摧枯拉朽的能量是不可想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叫“重建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


其实这段历程，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美国也是黑帮纵横，腐败严重程度比之于现在的中国有过之无不及。英国、德国、法国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


反腐有点像治理污水。第一阶段是不能让污水继续排放进来，中国人把这叫做“不敢腐”。第二阶段是把水全部净化一遍，成为中性水，叫做“不能腐”，即制度建立。最后，水具有了自净能力，自然就清澈了。这叫做“不想腐”。


九问：作为民间智库，王志纲工作室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答：一个科学的决策，需要第三方的立场去帮助其修正，这是客观需要。购买第三方外脑服务，在西方已经成为传统，由此有了兰德公司等美国成千上万的智库。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决策研究机构，我们称之为“圈养动物”，它们很难有独立的观点。伴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市场化，从企业到地方政府，再到中央政府，已经逐步意识到要实现科学决策，靠自己内部循环是不可能的，开始向外部购买智力服务。


但在中国体制之外，能够提供这种智力服务的机构寥若晨星。因为它需要几个条件，一是要有足够的水平，二是有相当多的成功案例，三是有超脱和中立的立场。很多人做不到，王志纲工作室有幸成为幸运儿，成为了具备这种智库雏形的机构。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这样的机构涌现出来。


十问：成功人士应该具备什么特质？


答：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全场大笑）。跟你说一句中国的格言吧，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的性格很重要，性格是主观的，需要与客观结合，去找到一种你喜欢的、有感觉的职业，然后坚持不懈去做，成功只是顺带的结果。


我最近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万物理论》，其中有个值得给大家分享的情节。霍金写了一篇论文，被导师批得一塌糊涂，但导师发现在时间这个课题上，他的感觉和理解是天才级的，就鼓励他往这个方向走。他坚持不懈地研究这个领域，最后成为了这个领域中人类最伟大的科学家。


人生需要生涯规划。对于自己这几十年的生涯，需要根据个人的长处短处及兴趣所在，去设计适合自己的发展和生存方式。按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的方式，去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就一定能走到自己能走到的最高点上。至于这是否就是成功，我认为无所谓。只要你充分释放和燃烧了自己，对你来说就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