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出产能过剩引致的实体经济危机，避免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全球应果断协调政策，并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高回报项目。艰巨挑战摆在我们面前。全球正面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可能演变成人道主义危机。在此，我的主要观点有三。 　　第一，尽管危机源自金融部门，但当前的真正挑战来自累积的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解决此问题，经济就会有“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危机也有可能拖得更长； 　　第二，尽管危机源自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减少贫困及其他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可能受到损害； 　　第三，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们需要采取一些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是，我们也应当超越凯恩斯主义，超越国家界限，即帮助发展中国家，从而让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走出这场危机，并为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一个更好的基础。 　　此次危机前，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六年的经济繁荣。危机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就已开始酝酿，之后，美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又导致流动性过剩，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和股市投资大量增加。伴随着金融业监管放松带来的金融创新，房地产市场繁荣逐步演变成资产泡沫。在缺乏监管的条件下，大量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最后终于撑破泡沫，酿成金融危机，市场随之崩塌。 　　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政府反应迅速，果断地为金融部门提供援助。然而，危机已经蔓延到实体经济。为什么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干预措施，情况仍然越来越糟？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已经逐步演变为产能过剩引致的实体经济危机。2002年到2007年间在房地产和制造业的投资，现在已经转变为生产能力。而危机使家庭财富骤然缩水，家庭不得不减少消费，产能过剩问题于是浮出水面。 　　一旦产能过剩，经济就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危机使企业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投资需求下降，一些企业会破产或被迫裁员。这反过来又威胁到工人的收入和工作保障，因而他们设法减少开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同时减少，生产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于是，金融部门状况也会因“有毒资产”和不良贷款的增加继续恶化。经验研究表明，这种产能过剩可能会对企业的利润、投资，以及工人就业、工资水平和消费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过去，当类似情况发生时，某些国家还可以用本币贬值、促进出口的方法，摆脱经济衰退。但现在是一次全球性危机，本币贬值不能带来出口回暖。因此，除非我们能够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否则，衰退的时间将很漫长，对所有国家都会造成严重伤害。 　　虽然发达国家正经历急剧的经济紧缩，但发展中国家更为脆弱。而且，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它们都更可能遭受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率下降，再加上原本就很高的贫困率，将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家庭高度暴露在危机之中。同时，政府有限的制度回旋余地和财力，也使其缓冲措施捉襟见肘。 　　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其金融部门没有完全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但现在，危机已进入第二阶段，实体经济问题已经显现，发展中国家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2008年，因飙升的食品和燃料价格被推入贫困的人口达1.30亿－1.55亿。在此基础上，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还将导致日均收入1.5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增加5300万；而按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线计算，这一数字将达到6500万。还有研究发现，经济放慢会使得人们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进一步放缓。 　　这些都威胁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初步估计，2009年到2015年，经济如果持续衰退，平均每年可能有20万到40万、共计140万到280万儿童死于贫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危机有演变成人类危机（human crisis）的危险，除非它们能够针对性地保护那些弱势人群。” 　对于这些暴露在危机之中的家庭来说，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能否创造就业机会，能否提供关键的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建立社会安全网——至关紧要。然而，爆发危机的国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有财力（扩大财政赤字的能力）为实施反周期措施提供资金；三分之一国家的财力非常有限，当务之急是尽可能通过赠款或优惠贷款，予以援助；另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具有一定财政实力，但随其资金需求的增加，外部援助也是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近80年来第一个全球“同步”的危机，任何国家都没有独立应对的能力。现在需要的，是各国果断且协调一致的合作与努力。一般而言，处于产能过剩中的投资与消费很难被货币政策刺激起来，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协调一致的财政刺激计划。虽然许多国家也都实施了重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外部需求的急剧下滑，使一些财政政策（如减税和补贴）的效果并不显著。 　　当前，财政刺激计划有两个重要限制。首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受制于自身的财力或（和）外汇储备，无法采取适当的反周期政策。 　　其次，目前切实可行的财政刺激计划，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但在经济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家庭倾向于增加预防性储蓄。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智慧相反，家庭基于未来收入预期调整其消费与储蓄模式的倾向，削弱了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 　　发展中国家相对不容易受此问题影响。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为了获得产业升级所需的资金，有贷款的动机。如果生产率的进步足够大，这些投资即可自偿。这样，家庭即使有预防性储蓄的考虑，或者预料到将来税收会增加，也不会对需求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关键在于选择高投资回报率的项目。这可以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带来足够的收入，以支付财政刺激成本。在发达国家，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体系下得到充分实现，高回报项目相当有限。相比之下，这些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还大量存在。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与许多行业发生强有力的联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带来更多的对贫困地区的投资。 　　为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危机，世界银行正积极采取措施。我们已经迅速扩大了具有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包括许多相关技术援助。但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强度之大，迫使我们要设定一个更大胆的目标，并巩固国际金融框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近呼吁建立一个“弱者救济基金 ”（Vulnerability Fund），由发达国家各自贡献其财政刺激计划的0.7％构成；主权财富基金也可捐出其收益的1％，用于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 　　我对发达国家有一个请求：请把你们的资源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助人，也可利己；不仅解决短期问题，也为未来可持续的、共享式的增长奠定基础。我们不应错过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