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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剑虹:古代官场怎样进行公务接待
2016-01-20 36004

[转载]古代官场怎样进行公务接待
   

 1839年,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鸦片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对林则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痼疾,尽管它极大地损害了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众多官员们的生存法则。

 

 封建统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接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员外出执行公务时,通常由沿途的驿站负责接待,而接待的标准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当县令派手下到地方上办事时,办事员需要持介绍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绍信还必须由县政府的三位副职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了因私人员,县令就会派人查处。汉代还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意即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法则,于是当那些高级官员到地方上执行公务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便会挖空心思巴结奉承。据说,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海瑞不吃这一套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场上的接待之风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层官吏也痛感无力应对。著名的清官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就多次遇到这类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该县的官驿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数地方官员都会赶紧前去奉承这位要员之子,并不惜劳民伤财做好接待工作。幸运的是,淳安县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父母官。海县令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骄横的胡公子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到报告后,带着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钦差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当时权臣严嵩的干儿子,最喜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据记载,当时鄢懋卿携带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有位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淫威,竟被鄢懋卿借故当场斩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装出十分清廉的样子,宣称自己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官场奉迎。当他路过淳安时,坚持原则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简单地予以招待。当鄢懋卿流露出不满时,海瑞当即搬出了太祖皇帝钦定的官员接待标准,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惯例,钦差出行时,当地官员有责任组织人力为其服务。当鄢懋卿乘官船离开淳安时,需要大批民夫拉纤。但是,爱民如子的海瑞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竟亲率县衙的差役们去为钦差拉纤。见此情景,鄢懋卿赶紧狼狈转道,从陆路离开了。

 

 清代腐败积重难返

 

或许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到清代时,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这种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连圣明的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触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利益。

 

生活在那样的官场氛围中,要想保持自己的节操,无疑需要相当的政治素养和行动魄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开篇所描述的那副情景。作为一名彪炳史册的廉臣,林则徐为了使自己不沾染官场歪风,在上任途中,即事先发出《传牌》,传告沿路官员,谢绝一切接待供应。与一些大官上任时动辄前呼后拥不同的是,堂堂的钦差大人林则徐轻车简从,随从人员“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没有带一名官员或供事书吏。尽管如此,从北京到广州,一路上仍有不知多少地方官员想乘机巴结林则徐,但由于后者能够坚持原则,甚至严办了个别违规者,才使自己没有被官场的这种不良风气所污染。身为钦差,林则徐竟不得不动用权力禁绝官场的接待,实在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治理“三公”,任重道远

 

如今,封建时代的许多习惯被丢到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历史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清除。即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热衷于官场上的逢迎,甚至以接待之名挥霍公款,借机送礼行贿,拿百姓的血汗钱为自己铺路。包括公务接待在内的“三公”消费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令人高兴的是,今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2009年和2010年大幅压缩的基础上,2011年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目前,虽然公布的进程缓慢,但毕竟迈开了治理“三公”可喜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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