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一：小组

从顶层部署改革全局

在中国，从权力之巅到基层角落都有“小组”的身影，担任“组长”的人物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有在村民小组任职的一介村夫。

权力或有大小，但是称呼一样，如此反差让“小组”这两个普通的字眼成为上半年的热词，中央层面一个又一个小组亮相，吸引了外界广泛的关注和解读。

其实，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小组并不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中共建党前夕，中国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奠定了建党的组织基础，建党后又成立了若干党小组；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设置过许多临时的办事小组，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又成立了多个小组沿袭至今。

十八大领导集体换届后，“小组”更为流行，尤其在更新一些小组成员之后，又成立了多个小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有18个“中”字头小组，而这些小组，多为“领导小组”和“协调小组”。

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主持会议。这也是自十八大以来他公开的第4个小组组长身份。此前公布的三个小组都是新设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当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可以追溯到1980年3月，其前身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更是成立于1949年7月，不过就其决策效力而言，还是难以与当下的小组可比。在此之前还成立过中央政法小组、中央港澳小组、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等。除了中共中央系统外，国务院系统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成立了引进技术领导小组、港口口岸工作领导小组等。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在众多小组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遂成最重要者，外界视之为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

相对于财经小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备受关注，它的职能被概括为：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外界因此也把小组成员视之为中国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团队。

 “组长”固然备受关注，“副组长”也颇有权重。比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央小组中就多以“副组长”出现，同时兼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的副组长，而他本人也还兼任一些“国”字头的组长，包括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以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

值得一提的是，相对过去各类小组成员的信息多需保密，如今这些信息则更加开放。比如，大众可以通过公开报道了解更多信息：一些小组从组长、副组长到组员都很容易在相关小组会议的电视画面中被认出。

此外，这些小组运转也变得更加规范化，通常在成立之初会发布小组的工作规则、细则，小组的权限、流程都渐为外界所知。当然，人们也更为关注这些小组所做出的决议，因为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众多中央小组中均有职务，他们的表态往往透露出相关领域的政策走向。

当然，在中央层级成立各种小组之后，地方也会成立相当层级的小组与之对应。而习近平身兼多个小组组长，充分显示了他对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的高度重视，以及加强顶层设计的意志。这种无畏挑战的担当，对克服改革路上的各种束缚意义深远。

关键字二：打虎

层级跃升，铁腕反腐

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消息一出，引发全国热议。

就在这几天，中央“打虎”呈现了高峰态势：

一个“副国级”，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调查；一个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两个正部级，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享受正部级待遇）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两个副部级，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一个被调查，一个移交司法。

今年上半年，中央“打虎”呈现了梯队效应。

所谓梯队效应：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前期被调查的副部级以上官员，相继进入司法程序，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内蒙古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等，同时又有一批高官被调查。

另一方面，反腐外围突破取得一定成果后，被反腐的官员层级开始上升，从副部级、省部级，跃升到“副国级”，范围也从党政机关延伸至军队。

第三方面，很多腐败案件中，一只“老虎”带出一群“苍蝇”，或一群“苍蝇”带出一只“老虎”，从上到下，出现了“窝案”格局。

十八大后33名副部级高官被查

从李春城开始，中共反腐战略之一的“打老虎”开始发力。李春城是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打掉的“老虎”。

那是2012年12月6日，一个周四的中午，很多人家正在准备午餐，很多上班族也正琢磨着午间娱乐活动的时候，甚至很多人准备趁中午时光小憩片刻的时候，手机的新闻软件、电脑屏幕上的新闻快讯都在反复播放这样一段话：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于是，那天中午，李春城成为大家的主要谈话主题。

自李春城之后，从副部级以上官员这一层面而言，似乎“安静”了半年，直至2013年6月初，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因严重违纪被调查，“打老虎”的呼声再度高涨。

其实，那半年也并不平静。

这期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公诉，涉及重庆不雅照事件的一干人等被处理，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案开庭，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表哥”杨达才被移送司法机关，山西太原公安局原局长李亚力被撤职……

这些事件，都极具眼球效应。

自倪发科之后，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的新闻呈现出加速度，时至最近的徐才厚、万庆良等人，人数总和已经达到33人。

2013年10月22日，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时表示，2008年1月到2013年8月的五年多时间里，共有32名省部级官员被立案侦查。

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后至今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因被调查而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已经赶超了上述五年的人数总和（注：时间和人数存在交叉）。

上半年查“虎”14人

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14只“老虎”被查。

他们分别是，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2月被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2月被查；山西省委原副书记金道铭，2月被查；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3月被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3月被查；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4月被查；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4月被查；西宁市原市委书记毛小兵，4月被查；重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5月被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6月被查；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6月被查；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举，6月被查；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6月被查；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6月被移送司法。

从上述被调查的高官中，分析可见，每月均有两名左右的“老虎”落马，而6月份人数最多、级别最高、范围最广。

在这些落马官员中，事发群体呈现了一损俱损的局面。

山西省官场从金道铭开始，申维辰、令政策、杜善学等人悉数落马。在查苏荣之前，姚木根以及不少于5人的江西厅局级官员被查。

中纪委在反腐案件中，除了一查到底的决心，在今年上半年，还凸显两个特点：

其一，实实在在自身打铁。

在体制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纪检监察体制开始变革。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了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落实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中纪委本身则查处了副局级纪律检查员曹立新和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的违法违纪行为。

其二，反腐无小事。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被查处的官员中，虽然科级、处级官员占去大半，但是对于省部级官员违纪的行为，也给予了处理。截至5月份的统计资料显示，共有2名省部级官员被处分。

关键字三：新常态

中国经济换挡新周期

“新常态”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时髦的词之一。连“超人”也潮了一把。

近日，香港富豪李嘉诚出席汕头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无心睡眠》的致辞，他提到了自己的忧心之一：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的时代，机会失衡成为“新常态”。

好在，追求更加平衡发展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并不令人忧心。作为一个内涵并不十分固定的名词，新常态并非新名词，但它却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中国现阶段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时代特点。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今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外界看来，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在这之前，中国学术界对“新常态”有过诸多探讨和研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一篇名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的文章中提到，全球危机步入“新常态”。一名部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新常态”，“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和工作实践来看，我们应该尽快转变认识，从过去的常态 转变到 新常态 ”。

另一名官方人士提出，经济增速的下滑是经济增长“转阶段”的必然过程，“基本快调整到位了，低也低不到哪里去，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大家要适应”。

中国经济总量2010年攀升至全球第二至今，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4%，用央媒的话来说，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宏观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本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

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从高层最近的密集表态来看，其理念和内在逻辑几乎相同。中国经济处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这是高层对经济放缓最精确的归因分析。有学者用经济学术语将“三期叠加”概括为，中国经济面临基钦周期（存货周期）、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与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的叠加。

难以否认的是，“新常态”下的旧危机更甚，诸如产能过剩严重、地方债务高企、要素价格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等。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就曾表示，“新常态”下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点：第一，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第二，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第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第四，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

但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凤凰涅槃之机。

习近平曾强调，我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新一届政府在反复释放“经济增速放缓处于可容忍范围”信号的同时，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既定经济步调，其态度和政策力度都表现出少有的“定力”和“决心”。

这种对“新常态”的冷静俯瞰，意味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操作趋势发生改变。不搞大规模刺激，强化市场、放松管制和改善供给将取代需求管理成为新政府的施政重点，这已成为共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培林认为，能否推动设备更新升级，尽快取代房地产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新力量，已经成为攸关全局的关键。

关键字4：反恐维安

内涵和外延更丰富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两个半月前，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指出如上形势。

习近平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从习近平的讲话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在接受人民网连线采访时称，此次会议的召开发出两个鲜明信号：国安委的核心是国家政治安全，内涵是总体安全。

专家称，我们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恐怖威胁态势，恐怖案件从局部向全局扩散，活动数量高发，手段更加多变。

在新疆“5·22”事件爆发后，经中央批准、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决定，以新疆为主战场，其他省区市积极配合，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有效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反恐怖斗争形势，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在打击暴恐的同时，中央也加大对新疆的扶持力度。习近平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就业第一和教育优先。要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向农牧区、边境地区、特困人群倾斜，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贫扶到家。对南疆发展，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上述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做好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工作，从制度、机制、政策、工作上积极推动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要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这样的维安新思路对于各级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今年上半年，杭州发生垃圾焚烧项目选址等导致的群体诉求表达，再早一些时间，在甘肃兰州、广东茂名也发生了自来水苯超标和PX项目导致的突发性公共事件。

一系列公共事件凸显了民众在环保、信息公开等领域的意识觉醒，同时也倒逼着政府的信息披露以及公共政策协商机制的完善。

关键字五：微刺激

瞄准“靶点”节约弹药

新一届政府履新以来，国务院所推行的经济刺激政策相对温和，被外界解读为“微刺激”。即便是在今年以来经济不断下行的压力下，“微刺激”的主基调保持不变。密集的政策，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

微刺激主基调

在4月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了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这三条被不少市场人士解读为“微刺激”。

一方面，政府要考虑此前4万亿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银行盈利空间被压缩，因此货币政策宽松可能性不大。同样是保经济，不少研究人士认为此轮“稳增长”从本质上有别于过去，侧重的是“微调”。

在随后4月10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而是更加注重中长期发展，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已经确定的方针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

这种“微刺激”或者说“定向刺激”一直是上半年的主基调。4月以来，包括加快长江经济带的交通体系建设；三次调高铁路投资；向民间资本开放80个重大领域；扩大服务行业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下调县域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启动地方政府发债试点等，以“定向”及“微调”为主。

这其中，在“全面降准”与“定向降准”的争论声中，6月9日，央行再次宣布“定向降准”,对涉农贷款和向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降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认为，“定向降准”体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和要求。与以往简单的、重复性的调控思路不同，定向、微调的措施安排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取得实效。

注重定向调控

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召开。同一天，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改革”与“增长”，同时成为关键词。只是改革和增长，都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例如，6日的部分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挑选的8个省份都很有代表性，既有黑龙江、山西这些一季度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能源重化工业省份；也有江浙、广东这些沿海出口大省，同时还有四川这样的中西部大省。在专家看来，选择这些省份一方面要考虑如何稳增长、保增长，但同时又不能盲目刺激、过度刺激，现在更多的是微刺激、定向刺激，这样也更符合需要。

此后的6月16~20日，国务院多位高层到地方，就国企改革、农村改革等问题展开密集调研。目的也是更多了解各地、各行业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更有针对性地施策，使得政策更加有效果。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在接受采访时称，本届政府不再出普遍性的刺激，更着重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些政策措施对市场也是刺激性的，但不是普惠性的刺激政策。

他说，这种定点刺激政策既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同时有利于调结构的实现，通过这种途径，促使调结构向着稳增长的方向发展，通过调结构，把希望发展的产业、需要解决的问题处理好。比如通过重点打造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或者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调结构。

在一系列密集“微刺激”政策出台后，5月的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亮眼，其中尤以“克强指数”三大指标受到关注，例如， 5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高于4月的4.6%，同比增幅亦较4月高0.7个百分点。月新增信贷规模大幅超出市场一致预期，新增信贷达8708亿元，创10年来单月信贷数据的新高。

目前，中国经济在二季度短期企稳成为市场共识。“以往刺激政策是地毯式轰炸，导致很多浪费、产能过剩等问题。”彭澎说，现在从地毯式轰炸改为定点轰炸，节约了很多弹药，同时又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关键字六：宝宝

混战之困

2014年6月，余额宝上线满一周年，货币基金市场产生了爆发式的增长。但随着监管的收紧、收益率的下滑，十字路口的“宝宝”们又将何去何从？

银行系加入混战

面对“宝宝”洪流，多家银行今年陆续推出了自己的宝类产品，有效进行了反击。如民生银行以如意宝打头阵，平安银行推出平安盈，兴业银行的掌柜钱包、兴业宝，工行薪金宝，中行活期宝，包括中信银行上线的“薪金宝”等都是银行对宝宝们的反击之作。

银行的进入，开辟了一条颠覆传统模式的互联化道路。今年5月份，正式上线不足3个月的民生银行直销银行（下称“民生直销银行”）就晒出了自己的成绩单：截至5月15日，民生直销银行开户数35万户，如意宝规模为139亿元。3月底兴业银行的直销银行也正式上线，上线了货币基金产品。兴业银行银银平台推出的“掌柜钱包”产品，5月规模则已经突破400亿元，表现出强劲的吸金能力。

相对于中小银行，大型银行推“宝”类产品显得低调很多。例如今年初工行推出的“薪金宝”产品，仅在部分分行推行，中行的“活期宝”推出之时并没有做大面积的宣传。

近来在电商系“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纷纷跌破5%之际，银行系“宝宝”仍然有不少七日年化收益率还保持在5%以上。

收益下滑之困

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搅动了整个金融行业尤其是基金行业。据基金业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5月底，货币基金规模达到1.92万亿，相比整个公募基金3.92万亿的规模，货币基金占比高达48.93%，而去年底这一比例仅24.9%。

2014年以来，货币基金规模增速惊人，在2013年底，货币基金整体规模仅为7475.9亿，而今年前5月共增长了1.2万亿左右，增幅157%。

在余额宝效应下，巨头们纷纷涌入，如BTA、京东小金库、三大运营商等已经进入，基金公司们开始抢占更多的入口。然而随着宝宝们收益在今年以来一路下滑，也促使货币基金规模增速出现下滑趋势。

Wind数据显示，2013年四季度，货币基金宝宝（可实现T+0的货币基金）区间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为4.73%，2014年这一数值为5.13%，而到了二季度下降至4.44%。统计显示，今年前5月，货币基金宝宝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分别为5.59%、5.53%、4.47%、4.55%和4.30%，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

然而，银行系宝宝的强势加入、收益率下滑趋势明显等方面的影响，互联网货币基金宝宝开始表现出疲态。据了解，余额宝规模曾出现下滑，货币基金整体的规模增速也出现放缓，而且在余额宝之后，行业也没有出现新的亮点。

监管之争

宝宝们面临的困境不仅限于市场竞争以及收益的下滑，还有监管的“紧箍咒”。

近期，市场传出货币基金“提前支取不罚息”已经被监管叫停。此前一位基金行业人士就告诉本报，部分银行实质上已经开始在协议中加入了“提前支取罚息”的条款。

 “综合来看，货币基金之所以敢把超过七成的仓位配置协议存款，其提前支取不罚息的优惠是一个基本条件。”华泰证券相关报告称，如果这一优惠没有的话，也就使货币基金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以摊余成本法计价的货币基金将变得不堪一击，因此货币基金必然会寻找其他的投资标的进行代替，目前货基的运作通用法则也将有所改变，货基的玩法将全部重来。

除了“提前支取不罚息”逐步取消之外，宝宝的监管讨论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今年2月份，银行业协会就提出应将“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货币基金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不作为同业存款，按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

随后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也两次撰文表示，余额宝等货币基金投资存款应缴纳存款准备金。

除取消不罚息特权，存款准备金等也是央行监管宝宝的手段。这也使得宝宝们的收益存在更多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