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专门召开干部会，“详细地讲解了如何对部队进行管理教育”。[1](P44)在和平建设年代，他又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2](P134)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管理思想也逐渐成熟。
“大道至简”，本文把毛泽东管理思想概括为两条：第一，毛泽东把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他热爱、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企业和思想、文化、技术的主人，实行民主管理。第二，毛泽东让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主体地位和工作的重要意义；用伟大的理想、壮丽的事业调动人追求高尚精神的本性，让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精神得到极大的振奋和满足，工作自觉性和创造力得到极大的激发。
近几十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经历了从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其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把人当成干活挣钱的经济人和活的机器，到把人看作生产中的主体，实行“以人为本”。本文试将毛泽东管理思想的具体表现与西方企业人本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作一比较，以深化对两者的认识。
毛泽东管理思想与西方企业人本管理相近之处
一．西方企业人本管理把人看作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强调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是搞好管理的核心。企业文化理论奠基作之一的《Z理论》认为：“使工人关心企业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3](P3)被誉为“1982年以来美国工商管理的‘圣经’”，在全球销量已达600万册的《探索企业成功之路》认为：“这些优秀公司都把普通职工当作提高质量和生产率的根本源泉。”[4](P19)英国有家大企业的员工则每人佩带一个卡片，上写：“人是最重要的。”
毛泽东“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5](P1096)1949年，针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中国人口多，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一谬论，毛泽东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6](P1512)1956年，他又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7](P34)。具体到企业管理上，他非常重视依靠和发动广大职工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办好企业。
二．西方企业越来越重视职工的福利保障。IBM公司多年来没有因为经营困难裁去一名正规员工，在不景气时，首先是安排员工接受培训，然后调整到新的工作岗位。固特异橡胶轮胎公司的保健费用曾是增长最快的费用项目之一。美国“1984年秋，《新闻周刊》估计，约有1500家公司关心托儿事业，而在6年前则只有100家。”[8](P224)西方企业以此提高职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增强企业竞争力。
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33年，他就认识到：“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9](P125)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5](P1082)五十年代初，他又强调：“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10]他领导下的新中国，1951年2月26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广大职工与旧社会相对比感到从此生老病死有了保障，更加感谢党，热爱社会主义。同时大力发展职工福利，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刊登大量文章介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状况及国内办好职工福利的企业。当时国营企业职工的福利和保障涉及工作权、休息权、劳动保护、医疗、养老、工伤、丧葬、住房、食堂、洗理、取暖、探亲、交通、文体娱乐、生育哺乳、困难补助、本人及子女受教育等各个方面，在当时提高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三．既然是以为人本就要尊重职工、平等待人。惠普公司要求：“相信、尊重个人，尊重职工。”美国效益最好的钢铁企业纽柯公司的观念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合作。该公司每年年报的前几页都按字母顺序列出所有员工的姓名，以示对员工的尊敬。在德国企业，上司给下属布置工作，通常是首先问，你现在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然后再交待工作。《探索企业成功之路》的作者观察到：“在那些优秀公司里，尊重个人是压倒一切的主题。”[4](P189)
毛泽东是古今中外第一位高呼“人民万岁”的最高统治者。他要求：“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7](P211)要求领导者打掉官风，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他一再强调：中国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是革命的领导者，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求干部放下架子，同工人打成一片。因此，在国营企业中工人有“主人翁的自尊心”，在社会上也感到有地位。
四．西方一些优秀企业正在缩小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待遇差别，打破等级制度。纽柯公司的领导层认为，要提高和保持工人的士气，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摧毁特权等级制度，力求让雇员在利益面前人人平等。纽柯公司的管理人员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与工人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同样长短的节日和休假；公司没有总经理的专用餐厅，没有公司专用的小汽车、飞机和游艇；公司里任何人出差，一律坐飞机的经济舱；各个工厂的停车场里没有为厂长、经理专门设定的停车位。尤其是在生产不景气时，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与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起减少，而且管理人员收入下降的百分比大大高于工人收入下降的百分比。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要求“官兵待遇平等”、“同甘共苦”，党员干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为农民吃糠窝头而流泪，自己七个月不吃一口肉，腿都浮肿了，…。”[11](P43)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就形成了这样的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逐渐担心干部的工资待遇与群众相比过高，容易造成革命意志衰退，逐渐变成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层；于是要求合理地逐步缩小工资待遇上的差别，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五．西方企业越来越重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沟通。麦当劳快餐店创始人雷·克罗克把60%的工作时间用在“走动管理”上，在亏损危机时把部门经理的椅子背锯掉，迫使他们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被誉为“全球第一CEO”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原董事长杰克·韦尔奇经常深入到工厂的车间里和大家聚集在一起，不论头衔和职位，就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自由自在的讨论。《日本企业管理艺术》、《追求卓越》、《追求卓越的激情》等管理学名著都反复论述实行这种管理的重要性。
1930年，“毛党代表强调指出，干部群众化，是做好管理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1](P45)1943年，他又明确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P899)他一再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求干部“既当‘官’，又当老百姓”[12]，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高、中级领导一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接触工人、农民。这些做法易于避免和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在企业中能够及时、深入地了解生产的实际情况和职工的思想、工作状况，正确决策和领导。
六．当代西方企业投入大量金钱和精力，实行职业培训的全员化、终身化、多技能化和规范化，以此增强劳动者技能，灌输企业价值观，提高企业效益。托马斯·彼得斯认为：“未来一个企业的组织应该像一所大学。换句话说，每位员工去上班就好比上学一般，…。”[13]
1933年，毛泽东就说：“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9](P125-126)1958年，他在谈及教育时又说：“劳动人民要知识化”[14](P11)。因为劳动者当家作主，要在思想、文化、技术上都成为主人，“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P226)，才能更大的激发潜能，更好的行使管理权。在他的领导下，刚一解放，工会就把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政治启蒙教育，使工人们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全面部署了职工的政治、文化、技术教育。“一五”期间，“各种文化夜校、学习班、学习小组应运而生，一批刚摘掉文盲帽子的工人在工作实践中成了行家里手，…。”[15]到1960年时，“绝大多数企业都成立了工人业余技术训练班、业余中等技术学校或业余大学”，“许多企业出现了‘车间成课堂，宿舍变书房，到处读书声，挥笔写文章’的动人景象”[16]。当时的口号是：“社会主义企业既要生产新产品，又要培养新人。”
七．西方企业越来越重视民主管理。德国《职工参与管理法》规定，2000人以上的企业要按对等原则由劳资双方共同组成监事会，负责控制企业的预算，任免董事会的人选。摩托罗拉公司的职工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全面了解公司内部有关政策和生产、经营、管理、业务、培训及发展的状况。杰克·韦尔奇1981年接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裁后，实行“全员决策”制度。1983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的《大趋势》指出：“现在出现的新理论是工人在企业中享有权利和参加管理。这是早该实行的理论。”[17](P240)《美国企业精神》一书认为：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参与管理工作。把管理人员与工人划分开的传统目前正对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构成最大的阻碍。[18](P69－70)尤其是在对领导的态度上，纽柯公司管理层认为，当管理人员做出错误的决策时，每个雇员都有责任提出，以便管理人员能修正或改变那些错误的决策。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则鼓励员工面对面地向管理人员陈述建议或意见，并要求管理人员立即做出答复或接受员工批评。
毛泽东早在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就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实行民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他1960年3月批示的“鞍钢宪法”又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民主管理。对于实行民主的意义：(1).毛泽东希望用民主维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他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P129)(2).毛泽东认为：“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P311)(3).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比领导更有实践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2](P294)(4).毛泽东认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2](P296－297)因此，建国后他一直探索如何扩大职工的民主权利。在他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1957年4月，中共中央把职工代表大会(在较小企业中为全体职工大会)确定为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的重要形式。他批示“鞍钢宪法”，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后，一些工厂又推广或创造了工人管理员、工人检查团、工人调查小组、工人参谋队、群管网、工人干部轮换、工人代表不脱产参加领导、群众性经济核算、三结合技术座谈会等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充分发扬了政治民主、生产技术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对领导的态度上，毛泽东多次强调：要让群众讲话，“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7](P286)。要坚决抵制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且，“谁犯了官僚主义，…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9](P326)
八．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管理学界提出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人的思想观念决定了行为，试图设计鼓舞人心的远大目标和塑造高尚的群体价值观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并且高度重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IBM公司号称全美国效益最好的公司，它通过教唱公司之歌——IBM之歌等手段，不断向职工灌输“替人类服务是我们的目的”的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就向革命同志讲清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并大力弘扬革命理想和革命精神，让每一名同志都知道是为什么而战斗；从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同样，他认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P243)1940年，他就说：“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20](P704)1948年，他又说：“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6](P1285)他认为：“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21]在毛泽东的教育、倡导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下，全国的国营企业就像一家大公司，其文化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理念，表现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企业价值观，艰苦创业、万众一心的企业精神，爱厂如家、无私奉献的企业职工道德，“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企业工作作风；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强大的精神动力。“鞍钢精神”、“大庆精神”就是典型代表。
九．西方管理学逐渐认识到：过分依赖物质激励，从长期来看，会使激励成本递增，职工的积极性递减，还会影响职工团结协作。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早就认识到：“责任心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22](P345)因此，西方企业越来越注重精神激励，采取目标激励、工作激励、参与激励、荣誉激励、情感激励、文化激励等方式使职工发挥潜能。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个人物质利益是刺激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但不能当作决定性动力。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进而说：“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23]因此，他在关心工人生活，逐步提高集体福利的同时倡导“精神鼓励”。当时采用了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劳动竞赛、评功摆好、争当先进、关心爱护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技术革新、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等方式。在“一穷二白”的岁月里，精神激励调动起中国工人阶级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高度的工作自觉性，迸发出冲天的干劲，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同时，感到生活中充满了阳光，“越苦越累心越甜”。
十．1982年，《公司文化》出版后成为当年畅销书。作者在对近八十家美国公司调查研究后指出：“某些最成功的美国公司强烈地相信英雄人物，所以它们巧妙地定期造就一些英雄。”[24](P72)“这些人物把公司的价值观人格化并且本身提供了要职工们效法的有血有肉的角色样板。”[24](P33)他们认为英雄人物是构成企业文化五项要素之一。
1944年，毛泽东要求：“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25](P241)新中国成立后，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宣传了孟泰、郝建秀、王进喜、王崇伦、马恒昌等一大批劳动模范，他们爱党爱国、胸怀大志、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忘我劳动、努力创新的事迹教育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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