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应型短缺、劳资双方供求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和二三产业用工需求重叠、同质性明显是用工荒凸显的主要原因。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供应短缺，人口红利在消失

劳动力供求关系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出现劳动力数量供应型短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认为，虽然我国的劳动人口数量还在增加，但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的数量与国际相比大大减少。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就业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增强。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未能与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相匹配，使得过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变得非常少，从而引发用工荒。2004年出现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近两年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其中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就业人数从1998年开始下降，1998年-2008年，农村就业人数年均下降0.38%。2011年发布的人口普查结果也揭示了适龄劳动力增长正在下降。

人口红利逐渐势弱，劳动力市场转向卖方市场，买方市场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力价格来获得劳动力。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每个国家都会遭遇一个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即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因而导致工资水平上涨，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预测，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将在2013年关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预测的是2015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以人口抚养比指标来衡量，指出中国这一指标已经接近底部，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不只是下降，而是正在消失。

（二）农民工诉求与企业需求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加剧用工荒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预期提高、议价能力增强与企业用工没有完全打破性别、年龄等限制，导致劳资双方的供求错位，出现劳动力有被被浪费的现象，进一步加剧用工荒。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预期提高，归属感与职业发展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敬业度的首要因素。目前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1990年后出生的）的比例约为60%，成为农民工中的主流。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就业呈现“宁愿在城市富余，不愿在农村就业；宁愿在服务业拿低工资、不愿意在制造业挣加班费；宁愿在城市奋斗，不愿在农村享受”的突出特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善，与同龄城市青年就业待遇差异较大，但对工作及精神生活的要求和变化，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作。

今年2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工众网发布《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的新趋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尤其突出。受访的2043位农民工有66%的人换过工作，其中有25%的农民工在过去7个月内跳过槽，农民工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只有2年。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只有1.5年，而90后农民工一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更短，只有0.9年，与老一代农民工一份工作持续4.2年相比大大缩短。

农民工议价能力增强。一是，东部地区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同时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加速，区域差距在逐步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多，农民工回流增多；二是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强，给农民工提供更多的选择，使劳动者在求职中有了更大的“议价”空间。

企业用工还没有完全打破性别和年龄限制。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已经开始出现“高龄化”需求。许多企业一改以往专招年轻女工的“习惯”，在招聘中逐步改变“28岁以下”、“35岁以下”等不合理条件，将用工人员定位扩大到35岁至50岁的“识字工人”，且男女不限。而在中西部地区，40岁仍成为求职者难以逾越的门槛，今年年初，四川、重庆两地组织企业到同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贵州招聘，在贵州准备招工1200余人，招聘岗位以一线生产型、管理型为主，学历低至初中以上，但大部分企业要求求职者年龄在40岁以内，有的企业甚至要求在35岁以内。

（三）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而出现制造业“招工难”加剧

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而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缓慢，用工需求依然旺盛，加剧了用工荒。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并将持续延续。从1981年到200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逐渐下降，就业比例从68.1%下降到38.1%；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逐步增长，第二产业就业比例从18.3%增至27.8%，第三产业从13.6%增至34.1%。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和比例都在稳定增长，即使在经济放缓时期也没有出现停滞。

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缓慢，企业就业人数需求依然旺盛，用工需求同质性明显，加剧用工短缺。调查显示，在珠三角制造业仍然是用工需求缺口最大，占到现有用工量的20%左右，用工缺口前三行业分别是制衣、电子电器和食品制造。在山东，农民工仍将继续流向工业和建筑业，但更多农民工开始选择餐饮、娱乐、新型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导致制造业和服务型行业缺口最大。从技能要求看，山东东部企业30.6%的岗位需初级工以上技能水平，23.4%的岗位需中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普工需求率为46%；而西部企业对初、中高、普工岗位的需求比例分别为26.3%、20.9%和52.8%，西部开始与东部企业在相近水平线上竞争工源。

另一方面，用工荒倒逼企业必须进行转型升级，抛弃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谋取利润的发展模式，通过创新等手段寻找市场附加值更高的经济活动，把落后的产业先进化，在利润增加的基础上，增加工资、提高福利等人性化的待遇才有可能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工资和提高福利等措施促进企业不断地健康成长，并形成良性循环。

（一）迫使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随着用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渐消失，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信誉，很可能因为“用工荒”而大打折扣，曾经以“廉价劳动力”取胜的企业将失去竞争力。

从长远来看，用工荒常态化将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依靠低廉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指出，依靠劳动力的红利、依靠人口众多，被迫接受低工资的状态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中国来讲可能主要要面向国内，以国内的需求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来带动经济，这成为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体系必须要走的一条均衡之路。同时，用工荒普遍化迫使部分工资成本提升空间有限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由东部地区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利于中西部开发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这将有力促进我国产业优化升级。

（二）迫使企业调高农民工工资

提高农民工工资，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差距。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和部署。扩大内需首先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解决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

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民工最不满意的是工资低，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农民工作为收入分配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个群体，如果这个群体问题不解决，民富优先基本达不到，也会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巨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上，社会各界都在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此化解用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随着劳动供给的结构性转向，适龄劳动力供给越来少；劳动力国际流动增强；国家的制度、政策的完善与执行推进。2012年制造企业员工的薪酬将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受益者是农民工。

（三）迫使中小企业让利于员工

中小企业为了破解民工荒，为了吸引农民工，它们就有必要重建企业的“用工模式”。从劳资关系的深层次变化看，从“外来务工者求工作”到目前“工作求人”，企业不仅要重视员工的需求，而且要从市场劳动关系的变化中理性成长，开始主动作为，充分评估并满足广大员工日益增长的精神与知识需求、物质与环境需求等，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学会“让利”于农民工，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企业需要尝试压缩利润空间，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改善工人工作环境，给予人文关怀。例如，为新老员工统一上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做法。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人，企业除了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外，还要考虑他们多方面的发展要求，比如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开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