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新型智库的一个有益尝试。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利益共同体”更为准确


　　亚洲价值观在80、90年代有两个出现的依据。一是纯学理的，二战以后美国创造了同样的、相对开放的全球体系，而且也都给了一些援助，为什么很多国家拿了援助得到了市场机会，却没有成功？因为美国战后基本上排在前三位的受援国是以色列、埃及和土耳其。我们这边四小龙和日本拿到一点，但是不多。美国市场开放是公平的，为什么他们就没有抓住，他总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像环境一样，只不过最后表现不一样。所以，学理上来讲要给一个说法，我想这是亚洲价值观提出来的原因。最早日本学者提出来，他们做的研究。


　　当时还有政治原因，我们亚洲国家成熟时还都是新权威主义，朴正熙、蒋经国，包括李李光耀先生，他终其一生都是新权威主义；日本“五五年体制”到九五自民党模式其实也是新权威主义。当时西方人说你(指亚洲国家)虽然是成功的，但是有问题的，批评我们，说你的成果是不值得骄傲的，当然这帮兄弟们当然就要出来说。而且主要还是李光耀先生说的比较多，马哈蒂尔和一些日本政治家也说过一些，这些日本家有好几个是右翼政治家。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舆论上、学界上“亚洲价值观”基本退居二线了，没有人说了。今天中国好像没有人谈亚洲价值观，我认为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亚洲地区太复杂，要用一个价值观把它统一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我注意到基辛格先生出的《世界秩序》这本书上来就讲，亚洲的概念是西方人提出的，如何得好，有很多不同的文明。里面是很矛盾的，有基督教，有犹太教，有伊斯兰教，有印度教，有佛教，日本还有神道教，就挺复杂的。所以，硬把亚洲弄到一块儿可能非常困难，就不可行。


　　我觉得我们现在提共同体，我个人理解，好像还不在于追求一个共同价值，而是追求共同利益，所以这个共同体应该叫利益共同体，叫这个可能更为准确一点。


　　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分野


　　现在中国希望提出一些共同的愿景，然后来促进经济合作，共同愿景本身就有一点想超越价值观，指当今世界的价值观我觉得比冷战还要复杂，当然我个人的观察，觉得今天的意识形态分野比冷战时还复杂，冷战时在主导天下的西方阵营内部是两派，一派是东方，一派是西方，一派强调社会主义，一派强调资本主义。非西方就是反帝反殖，拿到自主权，比较简单。今天意识形态的途径比冷战时还要复杂。


　　我今天把意识形态分为几个类别，一类美国和西方阵营主导的普世价值阵营，这是最大的一类；第二类是16亿穆斯林，穆斯林根本就不听你的，1月7日巴黎查理周刊血案就是标准的文明冲突，那两个小伙子不要钱也不怕人报复，他就是说西方你利用你的言论自由侮辱我的先知，就跑到人家编辑部把10个老兄给打死了，这是非常标准的文明冲突，但42个国家元首跑到巴黎显示团结，说这是犯罪，不是文明冲突，这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它就是文明冲突。所以这16亿兄弟肯定和那个阵营没关系了。


　　还有就是二十几个国家，叫失败国家，他们是国际社会的“贱民”，海地、索马里，人家理都不理他们的。今天我们人类是有个耻辱的，按照现在的农业技术是可以养活150亿人的，可是居然有9.8亿人是生物学意义上吃不饱饭的，中国人一向吃多了，吃出“三高”来了。一定要知道，世界上有将近10亿人是吃不饱饭的。现在主导天下的普世价值，大概他们遗忘了这个。


　　中国现在13.7亿人(卫计委的数字)，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专家，按照食品消耗实有人口14.5亿，当中大概几千万文科知识分子是信普世价值的，还被我们忽悠了几千万年轻人。14亿中国人理都不理你的，你问街头的人，人家管你什么价值？人家就一个价值“money，money，go my home”，就是赚钱。这14亿兄弟也和普世价值没有关系了吧？大家算算，是不是40亿跑出去了？


　　还有10亿，是俄国及其小伙伴，这是一个阵营，俄国还是能影响一些国家，五个斯坦，三个外高加索、东乌克兰、东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大概也是两三亿人，这帮兄弟和西方的阵营也不一样。其实他是西方阵营里的造反派。


　　还有一个阵营是南美，6—7亿人，把这帮兄弟加起来10亿人，那帮南美兄弟其实想加入西方，但他们在西方阵营内部是下层阶级，是受欺负的，是厨子、赶马车的，三保人员(保安、保姆、宝洁)，所以他们是阶级矛盾。拉美人说我们拉美人的悲剧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祈祷上帝，上帝不理他，美国佬天天踹他们家大门扇耳光。所以，拉美有一种强大的政治思潮——“反美主义”，这也不在价值阵营里，算来算去70亿人只剩下20亿，你还号称普世。这是一个大的图景。


　　这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导致亚洲现在不宜再去追求普世价值，你追求不到，你人为地制造矛盾。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要建立利益共同体比较可行。否则，共同利益还没发掘出来先打起来了，文人害人就这么害人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80、90年代情况下，李先生提亚洲价值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学理上就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在同样美国的体系当中，这个地方能起来，别的地方起不来，肯定有它的道理，在学理上应该挖掘。如果说清楚了，当然政治上它的行为合法一点，减少一点摩擦，冲突，不理解。所以，那时候说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有个新背景，和日本、四小龙不一样，在中国崛起新背景下，你再谈普世价值其实人家听着挺恐惧的，以后再谈中国价值那就是党中央说是什么价值就是什么价值，如果力量大到这个程度以后。亚洲价值作为历史现象就过去了，应该换个思想，就是追求利益共同体就完了。


　　超大型国家该如何和世界共处


　　中国是个超大型国家，用大国形容中国是不科学的，必须用超大型国家形容中国，如果我们有14.5亿人，那就意味着一个中国，相当于包括俄罗斯的两个欧洲，这是理解中国的一个现实，超大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又特别快，因此一定要有强大的外部性。有些中国学者有一大问题，研究中国问题一般不注意外部性的，他客观上有外部性，又不注意，人家有反应以后你觉得很奇怪，说你怎么有反应呢？其实是你研究没到位，而不是人家反应不正常。


　　超大型国家意识形态、原来的文明、价值观和你不一样，人家一定是有紧张的，一定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其中有价值观的矛盾。塑造价值观没有几百年和残酷的冲突是不可能的，不是我们学者说说就管用的。不管是谁执政，这样的巨量、快速的增长一定有强大的外部冲击，而且这个外部冲击首先体现在周边，越远冲击越小。巴西他就容易接受一点，越南就很害怕，我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南朋友听着是毛骨悚然的，但巴西朋友听着很happy。这都属于常识，但坦率讲，多数学者常识是把握不好的。


　　再加一个因素，你本身很nice，你这个块头，发展这么快速，别人很害怕，何况现在我们政策上确实有一点奋发有为。你块头很大，非常韬光养晦还好一点，再加一个奋发有为，这把人家吓死了。


　　推动建立利益共同体要抓住四个要点


　　现在往前走，推动建立利益共同体，我觉得主要抓住四个要点，第一还是强调控制安全危机，安全矛盾肯定是在那儿的，我们能不能把它控制起来。第二还是强调发展，亚洲国家多数，亚洲还是要区分一块，一块是东亚，然后是其他的亚洲，东南亚、东北亚能够说大一点，就是孔子的后台儒家文明圈都还是比较世俗主义的，强调现实利益的，充分努力共同发展还是能解决很多问题的。要安全还是要先活着，发展就还是要活得不错，当然最高层次要活得有面子，有尊严。


　　这个尊严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一部分是里面。我觉得我们确实在国际上还是要为亚洲争取一点尊严，这是我们可以共同寻求的。因为以前主导天下还是西方，国际体系它看上去中立，实际是不中立的。我们要为亚洲赢得一点外部尊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跟着西方跑处在边缘的位置，越做越送钱给人家，那是没戏的，所以要有一定的亚洲自主性。


　　四是要改善国内自治，要善治，老百姓在发展当中要获得实惠，包括尊严的提高，这四个方面着手。大家把安全问题控制控制，共同发展，这方面中国起的作用更大一些，为亚洲地区获得共同的尊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年要对各国统治者、精英提出要求，改善内部治理。在这四个方面着手，我觉得亚洲是可以趋同的，当然，中国肯定在这个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肯定是亚洲老大。过去一百多年，亚洲一段时间由日本做老大，我认为这是历史的意外，就是日本搞的工业化，利用工业化的能力超越了农业中国，现在中国也工业化了。因此，日本的优势就彻底结束，当然就由我们来推动亚洲的合作，中国大概是从这四个方面去推动合作，应该是建立某种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体还是有希望的。